第一章：过去的经验，未来的远景

作者：蒂姆·尼布洛克（Tim Niblock）
*译者：王霆懿，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沙特费萨尔国王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

概要

本文旨在探讨“地区研究”领域的定位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聚焦。地区研究自早期发展以来，就经历了多个概念重组阶段。每个阶段都秉持继续前行和超越既有方法路径的决心，这些方法路径曾经通行，但如今被认为不合适、甚至有害。于是，需要确定推动这一领域前进的新研究框架。

首先，本文论述地区研究领域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经历着变化与重生，并将其视为“一个旨在通过多学科视角来了解、分析和解释特定国家/地区文化和社会的研究领域”。通过比较地区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的差异与缺陷，作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避免这些结果和探索新方法的阶段。文中主要参考西欧地区研究的起源，但也参考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作者。

然后，该文通过两节（四个历史阶段）追溯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包括“地区研究：从早期起源到1945年”和“1945年至2000年，地区研究的扩张时期以及之后被质疑价值”两个章节，重点介绍了导致新概念化的动力。

其中第一部分“地区研究：从早期起源到1945年”包括“独立于政府的个体学者” （14至18世纪之间的时期）以及“政府鼓励和地区研究制度化发端”（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历史阶段。第二部分“1945年至2000年，地区研究的扩张时期以及之后被质疑价值”，也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阶段是扩张、多样性和增长，第二阶段是自我怀疑和该领域的一些收缩（尤其是在美国）。通过对四个历史阶段的回顾，作者梳理概括了地区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每个时期的特征。

再者，该文尝试重新探寻地区研究的原理和比较地区研究的概念。作者认为自从1990年代第一次被批评以来，地区研究的价值和有效性就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确定，并发展出各种新方法来应对这些批评。关于该研究领域优缺点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并且由于提出的新方法而不断得到改进。但是自2000年以来，辩论从简单地重申地区研究的价值，发展到既重申地区研究的价值又对批评作出积极回应。新的地区研究概念逐渐形成，并融合了不限于特定文化或地理区域的具有深入文化、历史和地域知识的比较研究。地区研究回归的部分原因是全球发展的结果。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发生在该领域自身内部的再思考，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政府态度改变。

作者认为目前新的概念重构进程正在推进，可以使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人类学和比较经济学领域的普适性方法与地区研究较为集中的路径特点相协调。比较地区研究提供了一座桥梁，可加深对全球南方变化与发展过程的理解。自2000年以来，地区研究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并没有在西方引起太多关注，即地区研究已经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它已不再是专注于吸引来自非西方国家参与者的西方追求，而成为了各地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该文考虑地区研究的长期优势和最近产生的新视角，提出一个包含五要素的有效发展基础。第一，地区研究作为构建对其他社会的假设、含义、结构和动态理解的渠道仍然至关重要。为此需要一种紧密的前后关联的多学科方法，其中要考虑社会、语言、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各种影响。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而言，很可能不可避免地起步于将重点放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上，以便掌握深入的文化和语言知识。第二，对单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应与社会科学或文化理论中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主题联系起来。这不仅能够确保研究聚焦在对增进知识具有真正意义的问题上，提供有价值的比较维度，而且还能使分析摆脱狭隘主义和东方主义固有的“他们与我们”观点。第三，地区研究必须能够超越以地区为基础的论调，从不同地区和文化领域的论述经验中获得洞见。这种比较需要一个对两个或多个目标国家具有明确意义的有力主题核心，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背景深入了解和多学科知识是必须的。第四，上述比较地区研究方向演进明显强化了对协作研究的需求，因为不可能让一位专家同时拥有两个不同地区相同水平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科学知识。一种必要的合作是在当地地区/国家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与外部研究人员之间。第五，如果被比较的国家/地区面临可对比的发展或地缘政治挑战，则进行有效比较的概率就会增加。本文建议，将对比国家视为自身在由西方架构霸权塑造的全球体系中兴起——并且现在正以不同的方式寻求适应、改变或挑战该体系的设想和动态——可能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