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对地区专业知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思考

作者：格雷厄姆·弗尼斯（Graham Furniss）

*格雷厄姆·弗尼斯是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的荣誉退休教授，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在其学术生涯中，他曾任SOAS的非洲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非洲专家组主席，并曾担任SOAS的研究主管。 他曾是英联邦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并领导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英国和非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合作问题的研究报告。他在伦敦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Hausa）口头和书面文学作品。

*译者：肖齐家，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概要

寻求对“他者”文化的理解由来已久。这种追寻已经深嵌于各类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各种专门机构的发展进程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结束后的几年中，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与美国外交政策的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曾意识到自己缺乏对世界上许多社会和文化知识的了解。为了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政府开始推动本国高校研究可以在政策制定中借鉴的专业知识。当时，为了深入理解那些使用特定语言的社群，初出茅庐的地区专家们需要同时具备多项技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看，语言能力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这种对地区研究的早期假定，意味着来自美国的研究者要学习一种其他地区的文化，所以他们有必要接受语言培训。但随后的政治争议则破坏了专业知识的推进与美国政府政策之间的联系。

在美国，人们曾认为地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外交政策服务的。这一看法很快就遭到了国内舆论的猛烈抨击。随着美国国内反对越战和其他干预行动的声音愈发高涨，对地区研究的批评也达到了高峰。在某些人看来，政府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受东方主义对“他者”的想象所驱动的，而地区研究正是这些政策的延伸。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地区研究不过是一种研究的途径。通过它，人们可以对某些地理区域进行细致而充分的了解，从而减轻本民族文化中的仇外心理和对其他文化的无知。当时的地区研究有三大基本要素：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对当地文化的熟识，以及过硬的语言能力。除此之外，地区研究还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借鉴了一系列理论和研究方法，包括人类学、政治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等。

后一种观点中隐含的异质性，本身就成了理论家们批评的对象。因为如果把地区研究归为一种学科的话，那它显然不具备单一性的理论内核。关于地区研究性质的争论也由此展开。一些人主张先为地区研究建立广泛意义上的理论体系，然后再将注意力放在较为具体的比较研究上，以此来定义这一学科。但也有人认为，只有对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进行检验，才能推动知识的增长。对于执后一种观点的人而言，地区研究在人类知识的推进中，只能扮演“二等公民”的角色。

上述倾向于普遍性与倾向于特殊性的人们还在争夺不休的时候，学术界本身也正在发生巨变。在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管是职业学者还是学生）都来自其所研究的文化，因而非常熟悉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他们的这些知识储备和新的理论视角，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非西方世界的社会与文化，同时也为理论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同时，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有些是新的，有些则建成已久，也开始在培养研究者和重新定位研究议题（包括地区研究的议题）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机构曾主要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但现在，它们已经具备了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和学术争辩整合在一起的能力。

后来的这些发展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地区研究的实践方式。在早期，地区研究意味着来自外部世界的研究者凭借自身与当地社会的长期接触、过硬的语言能力和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熟悉，独自开展兼具本土性与特殊性的研究项目。但渐渐地，这不再是地区研究的主流方式了。正如很多学者亲身感受到的那样，他们没有时间或资金来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取而代之的是地区研究“团队”的概念。在团队中，尽管没有人能同时具备所有的研究技能，但当所有成员的能力放在一起，他们能够实现完美的互补——一位是理论家，一位是方法论专家，一位是能说当地语言的本地人；一位专攻该地区的历史，还有一位则对该地区的政治十分了解。就这样，“团队”拥有了研究者所需的所有技能。一些观点由此衍生出来：如果所研究地区的语言正是某些团队成员的母语，那么语言培训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不同的研究者将会给团队带来不同的优势；团队研究也比个人行为更加可靠，等等。

然而，作者的真实经历恰恰反映出了研究者在合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当不同大学系统间的研究文化存在差异的时候，这些问题会更加明显。此外，当前的情况仍然像最早的地区研究模式所认识的那样，外来研究者只有能够流利使用当地语言，才能够通晓当地的情况，并对其历史、文化和政治产生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作者认为，这种合作性的地区研究模式若要取得长远的成功，仍必须重视对语言研究技能和经验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