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文库·编著｜《作为田野的全球》

“作为异文化的来客”，人类学家“最好是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然而，李音认为这种设想的价值中立或无涉显然不可能实现，并且成为“例行公事的人类学家”必然面对的两难境地。而“穿梭于交织碰撞的两种文化图式之间，不求从心所欲，但求从容不迫”，或许才是自我与他者最本真的交往方式。她的田野描述了人类学家在遭遇异文化场域时不为人知的心态变化，探讨了人类学家与报道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达到平衡的主体间性问题，并体现了要时刻保持警醒的反思意识。

作为记挂于心的“田野工作”，真情切意、满溢呐喊与呼唤。高良敏经历了“公卫人”的职业自觉，也经历了保罗·法默式理论对话与反思的如影随形，还体会到现实焦虑表露后，研究思辨才得以步步深入。艾滋病结构化的暴力可内化，因此更需直面阴暗，并嵌入阳光分析的视角。而中非农业合作除制度之外，民间多主体的互动或许可成为有效路径。因此在他看来，正因为田野是一种生活，它的养分“可糊口、可养生、可养心”，“尽管有时真的‘行动’无力，但能尽力去感知田野赋予的真谛，也能获得知足常乐的心境。”

高加索山脉在格鲁吉亚境内的区域犹如“秘境”。从第比利斯深入高加索山脉，秘境之行使石靖认识到有很多暂时无法表达和呈现的内容已经与自我融为一体。不论是外来者的在地化，还是异域田野因素被本体所吸纳，都带有融入作为过程本身的动态特点。他通过田野邂逅，将外界对于格鲁吉亚固有的认知标签一一在真实的“秘境”体验中消解。

从进入田野到融入田野的过程，是一个从意识到原生建构、到努力想要挣脱原生建构，再到获得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再平衡的过程，是涂尔干所说的“人性本质的、永恒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成为那里的“人”、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或许就是“田野”之所在。在江源眼中，田野同样充满涂尔干式的魅惑，三年田野经历并不是终点，而是“微不足道”的起点。

李连星看到了“结构性权力”在非洲本土知识生产和范式中具有的禁锢性特点，它在厚重历史与现实图景的交融中体现；而与此同时，作者也感知到非洲本土学人重塑自我的努力与勇气。尽管道路艰难，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伊巴丹学派”的灵魂及其影响尤在。而他更是基于自身亲历，通过参与观察反思了中国在寻求对非洲本土知识研究、了解的特点，并强调在促进双边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应该警惕产生“不平等权力关系”并使其对双方增进理解产生伤害。在文中作者再一次批判性地自发出那个经典的疑问：“我是谁？”

一次“朝圣之旅”彻底推翻了郑楠进入田野前对哈萨克斯坦伊斯兰教想象。田野过程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们使他对这个穆斯林占七成的世俗国家有了全新的认知，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对忠于自我智识这件事抱有绝对清醒的态度，而这也是最让他着迷的特点之一。

对于杨崇圣而言，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张力嵌入到其漫长的南半球求学生涯之中。从澳洲“SA”到非洲“SA”，南半球犹如“幽灵”，萦绕伴随。他捕捉了南非独特的“种族隔离”问题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以及常碰到的外来“语言”与本土化语意互动的问题。他嵌入的田野故事或图景都很好地在叙述一个“理”，这个“理”是共情、也是理性。发乎于日常，而最终却得以“返景入深林”，可谓“方寸之念，山海之间”。

作为第一届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的博士生，2012年入学的涂华忠通过在巴基斯坦求学的感知，认为如果能够理解当地人的价值评判顺序之后，求同存异地进行交流与合作，则会事半功倍。这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语言、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等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尤为重要。他以自己在巴基斯坦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其中的价值判断为案例，抛砖引玉地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地区研究之中。正如他的真切实感——“物质财富其实都是过眼云烟，唯有精神的传承才会永恒。”

肖齐家的田野感悟在于深入反思田野之前形塑的对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先验性想象如何被冲击乃至推翻。对此，他由浅入深地从亲属称谓、借词现象以及非洲社会主义概念几方面入手，探讨先验想象和实地情景嵌入之间的对于语言意义理解的转变。随后，他通过进入田野现实世界中体悟的语言实践，认为“变化才是他者所在的现实世界的常态”，唯有怀着敬畏与开放的心态，才能更多地在田野中探索和学习。因此在他的眼中，田野成为了地区研究中除了“理论”和“地区”之外的第三维度。

在海湾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王霆懿，一开始就提出“封闭与开放、保守与现代、神秘与祛魅、贫穷与奢华”等诸多二元对立、并立的概念，它们被“国王到乞丐”这一具像化的人物身份对比所承载。全文以他自身经历为线索，田野中的困难和曲折渗入其间，而这个过程中，对当地的理解也由“似是而非”、“想象与现实对立”、“再次深入反思”走向最后具有深层次意义的提炼。整体上，他通过极具反差的社会层级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立体的海湾富国图景。

巴西让刘博宇明白在东半球之外存在另一种生活图景的可能，并在此看到他者的选择、痛苦和欢乐。他通过语言，去沟通、发现及理解他者的喜怒哀乐，并与这些南美洲的白人、黄种人和混血人形成了深深的羁绊。巴西这片土地教会他平等、博爱，以及最重要的——对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少数派人群的理解与尊重。巴西田野更教会他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就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在大海里独踞。”

“身体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而对于习惯男人穿裤子、女人穿裙子的缅甸现代社会而言，男女皆着筒裙的缅甸似乎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姚颖从“穿裤子的人vs穿筒裙的人”、“筒裙的多功能性及其丧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筒裙的花色与民族”三个维度逐一展开，将“筒裙”所彰显的历史与当下的意义彰显出来。在她的笔下，“筒裙”厚重的社会生命史得以彰显。尽管现代化或西方要素不断渗透，但“筒裙”的社会文化内核一直存在。

傅聪聪阐述了马来式清真寺作为当地重要的宗教场所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和建筑风格，由此引出了清真寺作为至高权力的、象征性的符号意涵。通篇娓娓道来、引人深思。清真寺赋予的意义在于可以认识到“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体现在宗教观念的形成上，同时也在宗教建筑风格中得到直接的印证。”这同样也是他每次前往马来西亚调研一定会“拜访”清真寺的原因所在。

在仰光，王令齐以街头饮茶的体验为原点，竟可以发散联系到缅甸殖民历史、社会阶层、社会关系、城市化、田野方法等诸多问题。文章内容丰润，正如茶香浓郁，读完余韵悠长，如同让人身临其境坐在仰光街角茶铺的一张板凳上，感受脚下缅甸历史和现实的交汇。

在外人看来，“面纱”之下的摩洛哥充满神秘，宗教、社会文化等严苛的元素规训着整个社会，明晰着生活边界。然而世人不知道的是，尽管宗教依旧是主宰，但一系列世俗化的生活图景却游历在这一秩序规定之间；使得看似二元对立、边界清晰的秩序中依就充斥着“性交易、酒精、萌动的女性”等社会“禁忌”。这就是丁辰熹根据田野观察，向我们揭开的摩洛哥社会的另一面。而其原因正如丁辰熹开展历史追溯时探讨的那样——社会生活如同人间本真，在长时段历史之下，宗教与世俗如同孪生一般裹绞同行。“生活就这样，欢迎来到摩洛哥。”

世人想象中古巴的爱情乌托邦，描绘出人们努力跨越种族和阶级、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基于激情的平等恋爱以及婚姻的美好画面。现如今，古巴社会的婚恋状况在唐永艳笔下却呈现出“女人来当家，男人不靠谱”的状况。这种现象背后是古巴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它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不安的政治体制让爱情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

泰国班莱县，一个“泰北偏北”的小地方，像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兀自开放着。它偏僻静谧，却弥漫着浓浓的人情味；它远离曼谷的喧嚣，却展示着科层制的国家形态；它传统单纯，却吸引着不同价值观念群体在此扎根。李宇晴置身其中，不断感受着多元主体在此碰撞交融，在一首多元复调的交响曲中，细嗅这朵小花浓烈的芬芳。

刘岚雨将伊朗人积极乐观、追逐短利的生活态度理解为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和解，而这种伊朗式的生存策略与生命哲学又加剧了国家的危机状态。他以身临其境的口吻描绘了伊朗日常生活的危机与激情，彰显了田野工作者对于“异文化”社会的细致观察与深入体会。

郭迅羽围绕着老挝人看似懒惰怠工、实则豁达平和的“佛系”性格，为读者描绘了佛教信仰体系之下的老挝社会与生活。她以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洞察了老挝人“不贪心”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洁净观与深层的文化逻辑，将自己的思考与地方性知识进行了恰切的融合。

周燕讲述了她在巴西不同城市进行田野工作时所真实感受到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她认为，巴西的不平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不同阶层缺乏能动性、被迫安于现状的事实又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的固化。她尝试以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巴西社会的结构性制约，体现着田野工作者的底层视角与平民关怀。

阿根廷社会中一些微小的细节始终在纠正着袁梦琪对这个国家的认知。通过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生组织、阿根廷政党基层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深度参与式观察，使她逐渐认识了一个更清晰、更真实、有血有肉的阿根廷社会。田野赋予研究者以启发性和反思性，也在不断地促使她获得更接近于真像的答案。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急剧增强，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开始将中国视作自己国家发展时应该借鉴的榜样。但是，非洲民众是如何感知、理解中国发展的呢？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非洲民众在对中国历史不了解的情况下，为何会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视为一种可以学习的对象？熊星翰通过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案例和反思，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生动而有益的回答。

段九州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而深刻的问题——历史与文明的传承如何成为一把双刃剑？他以具有某种以地理为逻辑论证起点的色彩，紧密围绕尼罗河下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特征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述。他通过土地情怀和国家团结来论述文明的力量，通过地理危机和军队主导来诉说文明的代价。当然，埃及文明也因其自成一体和安于现状的现实，使得文明成为了一种意义上的悖论。

何演两次前往斯里兰卡后，他发现城市发生巨大变化切入，引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牵连的不同人群到底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样一个问题，并继续探究当代人因城市化会在生活和心态上发生了什么改变。整体上，他对斯里兰卡的城市化之惑源于两次实地感受，也源于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冲击。随着田野的深入，城市所彰显的巨大引力成为一种从个人到社会的希望，但同时也嵌入了太多困境，使得斯里兰卡多元的社会生活图景一一彰显。

无论是沙俄统治还是苏联集体化制度都没能将传统游牧习俗从吉尔吉斯斯坦人的生活方式中剥离。王涛通过两个案例向我们介绍了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游牧因子”仍然深藏于吉尔吉斯族的民族血液中，并随着时代发展以不同的形态得以呈现。

通过朋友拉杰、房东普拉卡什和停车场小哥阿卡什三个人的故事，雷定坤对印度社会上三个阶层群体对“发展”概念的感知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并尝试对其予以理解。在他看来，印度整体呈现一种“慢发展”态势，民众的个体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拉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人们的情感与内在的张力也展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