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史》系列讲座第五讲|Colonial Communities and the Imperial Encounter (1800s-1920s)
    • 2022年5月26日下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东南亚组“社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史(Southeast Asia: Communities and Histories)”系列讲座第五讲以线上形式开讲。本次讲座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所(Asia Research Institute)副主任麦特里·昂敦(Maitrii Aung-Thwin)主讲,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东南亚组博士候选人王令齐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其他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师生140余人参加了本场讲座。

      本场讲座的主题为“东南亚殖民地社会及其与世界帝国的相遇(Colonial Communities and the Imperial Encounter, 1800s-1920s)”。讲座伊始,昂敦教授从缅甸街头昂山将军和新加坡街头莱佛士爵士的雕像引入,指出,当今不同东南亚国家对于殖民时期的历史记忆存在差异,不同的殖民地经历是这一差异的来源。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进程起着怎样的影响一直为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们所讨论。有些学者认为,殖民主义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社会,将其推向现代化;另一些学者认为,殖民主义带给东南亚的只是表面上的变化,东南亚深层的文化特质依然得以延续,东南亚的历史进程有着自主的内生动力。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东南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探求东南亚历史的变化性与延续性。

      首先,昂敦教授对东南亚与西方殖民帝国的交往进行了历史分期:1511年至1670年是早期海洋贸易影响时期;1670年至1820年是西方影响进一步深入时期;1820年至1870年是西方帝国对东南亚进行全面统治时期,其标志为殖民政权的建立;1870年至1942年是新帝国主义时代(High Imperialism1)。本次讲座主要关注的是19世纪初东南亚国家政治秩序变革至1942年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殖民主义时代。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殖民宗主国对东南亚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直接统治型(Direct Rule)、间接统治型(Indirect Rule)和伪间接统治型(Pseudo-Indirect Rule)。在“直接统治”的模式下,东南亚本土国王被取代,旧的统治机制被摧毁,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遭到动摇,新的殖民地管理秩序得以建立,其代表案例有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2 。在“伪间接统治”的模式下,尽管东南亚本土的统治者和统治机制看似保留,但实际上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受到西方宗主国殖民地管理者的控制,代表案例有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菲律宾。这些地区在建筑景观、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呈现出“土洋结合”的文化形态。在“间接统治”的模式下,东南亚本土的统治者(土邦王公、苏丹等)和旧的统治方式得以保留,殖民者很少参与当地的管理。讲座中,昂敦教授将这一时期的暹罗归类为“伪间接统治”。他指出,尽管当时的暹罗维持了国家独立的地位,但这是出于英法大国竞争下对缓冲地带的需求。自拉玛四世(蒙固王)以来,暹罗的统治者积极接受西方文明,通过改革推行欧洲殖民地的统治制度。到了拉玛五世,接受西方风俗被视为文明和现代化的象征,泰国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种“自我殖民(self-imposed colonialism)”的模式。从上述归类来看,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管理越为直接,殖民地当地面临的社会转型脱节越为明显。其中,脱节最严重的的是英属缅甸,然后依次是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西属菲律宾,脱节最轻、社会连续性得以维持的是暹罗。

      在分析东南亚当地社会对于西方殖民统治的反应时,昂敦教授也归纳了三种模式:本能反射型(Knee-Jerk)、东西融合型(East-West Synthesis)和激进反应型(Radical)。“本能反射型”指东南亚当地人通过反抗希望回归旧的风俗和社会秩序,典型代表是缅甸一系列追随“天选之子”而发动的起义(Minlaung Movements)、东南亚各地的佛教复兴运动、越南勤王运动等。在“东西融合”的模式下,接受西方教育的东南亚当地精英希望通过改革将本土习俗和新的现代化理念进行融合,代表案例有越南的“东京义塾”、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等。在“激进反应”模式下,东南亚当地人希望将殖民统治进行彻底地推翻,以新的政治理念和暴力革命推行新的政治秩序。“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有缅甸的昂山将军和“三十志士(30 Comrades)”,以及越南的胡志明等。通过综合分析,昂敦教授指出,东南亚地区殖民统治与当地社会反应的规律是:殖民统治越为压抑,当地的反抗就越为激烈,且呈现出“本能反射型”、“东西融合型”、“激进反应型”多种形态混合的反应模式。这一规律阐释了为什么东南亚当地缅甸和印支三国爆发了对殖民者的强烈反抗,并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以建立民族国家,而新加坡、泰国等地则呈现出改革和对殖民秩序的融合,以走向现代化转型。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昂敦教授重点介绍了不同殖民地社群的形成。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社会是一个种族多元的复合社会,欧洲人、华人、印度人、当地人和其他族群居住在同一地理空间、处于同一政治经济框架下,但相互间融合并不深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使得不同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呈现出不同的构想,从而产生了不同理念的竞争。东南亚的不同地区经历了不同模式的殖民和反殖民历史,对“亚洲”和“西方”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取向。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转型理念能够引起东南亚大多数群体的共鸣,而我们又怎样进行包容性的历史叙述,使得每一个群体都能够在历史中找到自我归属?这将是东南亚社会接下来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讲授结束后,昂敦教授与在线师生就华人在英属缅甸的生活状况、暹罗独立于殖民统治的原因、二战时日本占领东南亚是否为殖民主义的延续、殖民时期东南亚的民众与精英的活动、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亚洲价值观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麦特里·昂敦(Maitrii Aung-Thwin)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所(ARI)副主任。他的研究兴趣涵盖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构建、身份认同、公共历史、基础设施和佛教网络等。昂敦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专著《加隆王的归来:英属缅甸的历史、法律与叛乱(The Return of the Galon King: History, Law,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Burma)》及合著《缅甸历史:从古至今的传统与变革(A History of Myanmar since Ancient Times: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和《新编东南亚史(A New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等。

      文字编辑:宋天耘

      审校:东南亚组

      排版编辑:程遥


      • 1 也称New Imperialism,指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的时段。↝ 回到原文

      • 2 此处指的应该是法属交趾支那,当地直接受法国总督的统治。在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东京和安南),法国殖民者保留了阮朝的皇帝和统治机构,实行“半保护领”和“保护领”的统治政策。↝ 回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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