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田野的全球：清华大学地区研究拾年巡礼》高良敏等主编，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

一

这本书收集起来的，是一系列“走出去”的经历与见闻，它以“万花筒”般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故事集锦，讲述了清华地区研究院的年轻学者们，是怎样一步步地和勇敢地，踏上了“南方国家”的斑驳地面，如今竟已脚步遍及了几十个国家。——可想而知，又正因为那地面的斑驳不平，大家所选的角度也便不一而足了：有的是从缅甸筒裙的符号意义讲起，有的则从仰光街角的饮茶风俗讲起；有的是从格鲁吉亚的山景秘境讲起，有的则从吉尔吉斯的游牧因素讲起；有的是从尼日利亚的学府操作讲起，有的则从坦桑尼亚的语言实践讲起；有的是从摩洛哥的越轨行为讲起，有的则从古巴女性的强势地位讲起；有的是从巴西城市的贫民窟讲起，有的则从马六甲的混杂建筑讲起；有的是从老挝人民的物质观念讲起，有的则从印度当下的发展心理讲起……

那么，这些“闻见之知”的独特性何在？由此就要提到此书的副标题了，也即《清华地区研究十年巡礼》。事实上，这样一次全方位的“巡礼”，首先就意在检阅一下现有的队伍；所以，这些经历与见闻加到了一起，也就在宣示着中国新一代的学者，已经开始学术性地造访“发展中国家”了。——也正因为这样，跟以往那些工商、外交、新闻界的造访不同，这些年轻学者开始这样去“足踏南方”，本身也就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就像我刚刚在《地区研究丛书》总序中所写的：

“这项研究在中国的应运而生，则又肯定是顺应了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正是在这种方兴未艾的势头中，中国不光是被动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还进而要主动成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存在’。”

—— 刘东：《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地区研究丛书>总序》，《坚守坐拥的书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页。

事实上，只有在广阔的时空参照系中，才能理解这是怎样的“走出去”。如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大唐西域记》中的玄奘，到清华学堂中的留美预备班，都是鉴于其他文明的“文化高度”，希望到外部世界去求得学识，而到了近现代的衰微与窘困中，中国人则又为本身的生计所迫，不断向周边乃至海外移民，遂造成了孔飞力所讲的、“他者中的华人”世界，那么，他们这次又从清华园的“走出去”，则带有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单纯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甚至也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求学”；恰恰相反，他们倒主要是为了“治学”的目的，才启动了这新一轮的出洋行程。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国力的显著上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国人哪怕只是为了下一步发展，也要从自身的智力结构中，去主动企求对于外部世界的“学识”；而且不待言，眼下说到的这个“外部世界”，还已经不再仅指发达国家了，更广角地指向了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全方面地覆盖了整个地球。事实上，也只有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才会使人们恍然地反省到，比之于自己对发达国家的了解，这才是本身最为欠缺的学识。而且，也正是缘于自家的相对无知，人们才会在形象学的意义上，以任意的想象来填充知识的空白；而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忽略其中的复杂性，就像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想当然”一样，流于太过简单的“善恶二分法”。——比如我们在这本书中读到的，对于“巴铁”的两种抵牾看法：

“通常情况下，国内对巴基斯坦的认知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巴基斯坦非常好，中巴两国关系‘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钢硬’，是中国的战略盟友，应进一步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国内恐怖主义肆掠，需要警惕其恐怖主义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

—— 涂华忠：《不一样的伊斯兰文明，如何理解巴基斯坦》，《作为田野的全球》。

二

不过，正因为这次走向海外的目的，已要去追求更准确的学识，和更深邃的学理，那就更要讲究“走出去”的方式方法了，而且有关知识论的一般问题，也势必要再向这些出行者提出来。——所以，虽说这本意在“巡礼”的小书，只是展示了大家的“闻见之知”，而不是他们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可相关问题还是随即就凸显了出来。

首先需要提请大家思考的，就是总会摆到研究者面前的、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恒久紧张。记得在美国学府访问时，如果有哪位立场左倾的学者，陪你路过哪家地区研究机构，总会不屑一顾地喷上一句：“瞧那边就是冷战的产物！”我当然也能理解这样的贬损，甚至也能欣赏这样的批判，可我的判断却并不这么极端，毕竟就在那样的研究机构中，还写出过很多精彩的学术著作，后来往往也都经过我的努力，逐渐地译介到了中文世界。由此也就足以说明，不管一个项目在启动之初，是拿什么理由来说服当权者的——毕竟那帮人都没多少学问——但只要学者本身尚未失去“学术良心”，就总可能哪怕部分地过滤“非关学理”的干扰，从而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大体上保住做学问所必须的平衡。

由此也就想到，既然清华大学里的地区研究，是源自早前的“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换句话说，是在总体上配合着“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那么，如何把握“国家意志”与“研究兴趣”之间的关系，也就终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一方面，当然也无可讳言，这些正因此才“走出去”的年轻学者，背负着这个民族国家所交付的责任，所以他们的研究必有“对策性”的一面，也应当去服务于祖国人民的福祉。但另一方面，却又理应心存警觉，设立在中国顶尖学府中的地区研究，决不能简单地认同于、或雷同于智库，而应有更高的知识要求和学术目的，那就是尽量去保持治学的严肃性，从而尽量去争取学识的客观性。——无论如何，如果未能获得充分的、和如实的信息，即使宏大的“国家意志”也可能出错，从而也就有可能在劝说下再予以更正；另外，在“民族国家”的有限世界格局中，任何“国家意志”也必是打了折扣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如果就全人类的最终福祉而言，又只有在有利于各国共生的前提下，这样的“国家意志”才是必须去尊重的。

当然话说回来，只要能谨慎地拿捏住分寸，我们就总还是不无可能，不是用“功利性”去败坏“严肃性”，反而用“客观性”去补足“主观性”，——正如我在《地区研究丛书》总序中指出的：

“尽管‘地区研究’的初始宗旨，当然在于有关外部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一俟这种知识落熟敲定，当然也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实践目的，包括作为出资人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不过与此同时，既然它意欲的东西堪称‘知识’，那么，它从萌生到发育到落熟的过程，就必须独立于和区隔开浅近的功用。无论如何，越是能争取到和维护住这样的独立性，学术研究的成果就越是客观和可靠，越足以令读者信服，从而也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不言而喻，又是在这样的理解中，率先在中国顶尖大学中建立起来的‘地区研究’，虽则在研究的国别、项目和内容上，当然也可以部分地与‘智库’之类的机构重叠；然而，它在知识的兴趣、理想的宗旨、研究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论证的独立上，又必须跟对策性的‘智库’拉开距离，否则也就找不到本学科的生存理由了。”

—— 刘东：《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地区研究丛书>总序》，《坚守坐拥的书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

再回头来看，其实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只是从一批来华传教士肇始的，他们本来踏上我们这块土地，原是本着更加强烈、也更可疑的主观冲动。可久而久之，随着“客观性”在内心中的积攒，他们也就越来越能“同情地理解”了，这才导致了对于中国的学术性进入。事实上，正如所有踏上异域的人类学家一样，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当代汉学家，也都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同情或移情；甚至于，也正因为对于文化边界的跨越，作为最能理解中国的少数西方人，他们就总是从两边都感到痛苦，特别是会被自己祖国的同胞，贬斥为专替中国“说好话”的家伙。——有意思的是，我们从眼下这次简短的“巡礼”中，也已能从走到南非的年轻人那里，同样看到了大体类似的倾向了；而且，这也同样从另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落差：

“可以说，在对库哈经开区的田野调研中，我从‘单边共情’拓展到‘情境参与者’的‘多边共情’，也促使我对‘本我’和‘他我’的研究视角有了进一步反思。同时，共情中出现的疑虑也不断刺激我从更多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让思维局限在某一个定式模态中，力求去寻求更多深层次的成因。”

—— 杨崇圣：《方寸之念，山海之间：记南非田野三年》，《作为田野的全球》。

三

不过，也正因为会由此产生的“多边共情”，我们的思路就要递进到另一种平衡去，以免又被来自多边的文化噪声给撕裂了。——这种平衡如果一言蔽之，就是一旦这样地“走出去”之后，又如何应对必会出现的“价值多元”，以及如何开展理应进行的“文明对话”？

一方面应当看到，如果对于自己所踏上的田野，尚不能做到最基本的“同情理解”，那么，自己那原本固有的文化“前理解”，就不仅会拖累研究者的道义，甚至也会拖累他们的智力。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再走西方人类学的老路，像早期的爱德华·泰勒或刘易斯·摩尔根那样，以一种“文明人”的有色傲慢眼镜，把一切在空间中偶然形成的复杂分布，全都化简为带有必然性的线性时间序列。——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由博厄斯所制订的研究规则，也即作为出发点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于那些作为“闯入者”的人类学家，甚至对于任何类型的田野工作者，都是值得参考、记取和警戒的。

正因为这样，我当年也曾经以欢呼的姿态，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相对于以往线性的“进步”观念，所带给我们的巨大解放感，尽管我当时正着手处理的问题，还是如何对待中国的故有传统：

“如果只把论题限定在向后回溯的范围，亦即如果只把眼界限定在迄今的文明进程，则这样一种方法框架至少可以先帮助我们排除当下语境中所谓‘传统-现代’的有害二分法，从而对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行更为忠实而完整的释读，并且更为实证地了解在已往的各个文化圈中到底都发生过什么，以期在知识学的意义上还复出古人原有的不同‘生活世界’。无论我们自己想要对出现于历史中的种种价值观念进行怎样的臧否取舍，都先应清醒地意识到：前人曾经和我们一样享有过自由选择的契机，而且他们决不可能自欺欺人地存心选择某种已被认定为错误的价值理想；由是在形形色色不可通约的文化价值的范导下，便必然要产生千差万别的行为预期，以及于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并不完全具备可比性或通约性的文化样态。”

—— 刘东：《文化观的钟摆》，《近思与远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可另一方面又应看到，即使顺利地进入了“多边共情”，从而让内心在巴赫金的意义上，进入了演奏着复调的“对话性”，那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相反倒属于新的、更严峻问题的开始。中国的人类学家，往往都背熟了费孝通的说法，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说穿了，只要稍微温习一下马克斯·韦伯，从而把那个被抽空了的“美”字，置换成“诸神之争”的“神”字，那么这句话也就登时变味了，就会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意义上又变成——“各神其神，渎人之神，神神相争，天下大乱”。正因为这样，即使欢呼过它所带来的解放感，我也并未忘记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提请人们注意“文化相对主义”的负面效应：

“如果从‘退一步’的角度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框架，还可以为我们带来解放、松动或舒缓，那么，一旦再从‘进两步’的角度看，它就并不像表面上那般振振有词了，从而也就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倒显得像是一片难以拔出脚来的危险泥沼；而且，如果有谁存心就想滞留在这样的泥沼中，那么，他就不啻以这样的障眼法为借口，来固化各个人群所偶然染上的‘主体性’，从而去坐等总体人类的长久撕裂、与万劫不复。”

—— 刘东：《文化观的钟摆》，《近思与远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因此，如果大家一旦“走出去”以后，还不想陷身到“相对”或“多元”的噪声中，而只能去忍受价值的冲突、和灵魂的撕裂，那就必须赋予自己更高的能力，以便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去进行哪怕只有相对意义的克服。事实上，也正是为了打造这种能力，我才在《地区研究丛书》的总序中，提出

“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必须围绕缺一不可的‘三根主轴’，即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

—— 刘东：《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地区研究丛书>总序》，《坚守坐拥的书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9-60页。

而如果想再表述得更好记一些，那么这三根缺一不可的主轴，则可被简化成“本土意识、全球眼界、发达学术”。——据此而论，如果前边所讲的那些“闻见之知”，属于这“三根主轴”中的“全球眼界”，那么，为了获得进行“文明对话”的能力，就还需要作为另一根主轴的“本土意识”，也就是“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

毫不夸张地说，大家越是走向“发展中国家”，那里就越会对自己的本土文化意识，构成了迫在眉睫的严重挑战。这是因为，他们就这样从一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一下子跨到了“祛除巫魅”最少的区域或部落。事实上，只要打开这本书就会发现，尤其在走进伊朗、巴基斯坦或哈萨克斯坦时，浓重的宗教氛围肯定要扑面而来，而且如果不打算对之深入了解，也就干脆进入不了自己踏上的田野了。——那么究竟怎么办呢？也是在“多边共情”的基础上，走上“无可无不可”的“文化相对主义”吗？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也是宁愿陷入“半信半不信”的泥沼中吗？那么自己的灵魂不也就跟着分裂，从而可能需要走进精神病院了吗？

由此才益发看出，作为主轴之一的“本土意识”，对于“走出去”的年轻学者，属于何等重要而必须的装备。我们作为晚期智人，天生就是要去进行“价值追问”的动物，所以即使到了域外的田野中，还尽可能地想要去“同情理解”，那也并不妨碍你至少在内心中，还是要进行有关文明价值的对话；而关键只在于，你本人在迈出那一步之前，有没有在理念上筑牢国学的本根，从而足以在“先秦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对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和“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获得深入的理解、和理性的自觉？——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即使不必去同你的研究对象辩论，你自己总不致陷入惶惑与分裂中了，因为你还可用我所发挥的“文化高度”概念，在各个文化之间进行高下的对比，以便从可能的“文化相对主义”泥沼中挣脱出来：

“尽管各文明使用的术语会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下面这一组关键词，来界定这种相对而言的‘文化高度’的具体内涵。——从学理上讲，这些要素自当包括：更加公正的价值理念，更加敏锐的审美感受、更加细致的生命表达、更加精致的生活质量、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加可靠的社会规范、更加精细的文化分支、更加齐备的部类划分、更加活跃的创造能力，更加恒久的自我更新、更加宽容的开放水平、更加久长的延续能力，如此等等。”

—— 刘东：《如何看待“汉化”——也谈“乾隆下江南”的问题》，《长问西东》，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57页。

四

那么接下来，也就说到了第三根主轴，即“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或者更简捷地把它表述为“发达学术”。——于是大家马上就又会发现，这根主轴也是有多面性的，而且还一直是在脚下旋转的。

有意思的是，我也是在受邀参与地区院的工作之后，才想起自己竟已跟西方的地区研究，打了这么长时间的、简直难解难分的交道。这首先是指自己于三十多年前创办的、如今已公认规模最大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次也是指自己又在十年前创办的、与上一套丛书配伍的《西方日本研究丛书》，而眼下自己更一发不可收拾地、要在同一家出版社创办《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了。——这三套丛书加在一起，大体就组成了一个闭合的方阵，可以相对完整地反射出“东亚研究”的镜像；而不待多言，西方学府里有关“中日韩”的研究，一向都同属于那里的东亚文明系，那正是整个地区研究的一方显赫重镇。

正因为这样，我才基于自己多年来的经验，指出了成长为“发达学术”的必要性。换句话说，真想加强自己的学术分量，就不能只满足于“土对土”，也即只从本土的学术环境，走向发展中田野的土壤，那样的话，是不会被国际学界当回事的。无论如何都应当看到，“中国研究”领域的那些美国同事，至少是其中最领先的学者，从未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区域中，或只把自己看成特定的“区域研究家”。事实上，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同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乃至于思想史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生态学家……——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同样发达的地区研究，是由来自各个学科的专门家们，走到某一个区域来共同承担的，他们既在聚焦于这个特定的区域，又在借助该区域的问题意识，来升维地思考整体的、或人类的问题；也是惟其如此，才确保了他们的学术质量，往往能具有举一反三的启发性、或辐射性。

反过来说，既已不再满足于“土对土”了，也就是立下了“洋对洋”的更高标准，或曰以展开“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来促进本身的研究也成为“发达学术”。这样的标准，也就同样要求我们的地区研究者，也要学会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那样去提问，或者像思想史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生态学家那样去思考。以至于，即使只把自己视同于人类学家了——这是走向“发展中”地区的天然诱惑——也要像那些“汉学人类学”中的对手那样，并非只是在田野里就事论事，而能随时面对自己的调查对象，调动起头脑里预装的理论装备，这是人类学家笔下的民族志，与任何新闻综合报道都不同的，哪怕再是精心写出的深度报道。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从特定的区域出发，才会既同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相连，也同国际学界的前沿问题相连；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由此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不会只属于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同样能辐射性地进入广阔的视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会“更上一层”地发现，即使已经跟自己走上的田野，初步建立了顺利的交流、同情的理解，那仍然是不充分和不足够的。当然，这仍属“走进去”的最早和必要的一步，因为一旦缺乏同情或共情，研究起来就会没有温度；然而，接下来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在遭遇对象时缺乏理论素养，理解起来也就会没有厚度和力度。正因为这样，也只有充分加强自身的学术水准，能把学术的“十八般武艺”都随时应用上，才可能切实地成长为“发达学术”，才可能去跟西方的地区同行对话；而与此同时，也才真正符合“地区研究”的本意，因为它本来的主要立意就在于，要在一个特定地区调集全部武库，以避免现行学术分科的狭隘与局限。——正如我在前述那篇总序中说过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想借这套丛书引进的，就不光是一些孤零零的研究结论，还更是一整套获致这类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相对集中优势研究资源，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动各门学科，并且尽量促成彼此间的科际整合，我们就无从对于任何复杂的外部区域，获得相对完整而融汇的有用知识。——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意”。

—— 刘东：《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地区研究丛书>总序》，《坚守坐拥的书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

不过，如此这般的并长争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亦步亦趋。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从一块曾被“半殖民”的土地上，开始应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来启动新一轮的、理应有所不同的地区研究。因而，这就首先要求从出发点上澄清：我们这次的“走出去”和欧洲当年的“走出去”，究竟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正如我在《大航海译丛》的总序中挑明的：

“正是通过空前规模的‘大航海’，当时的欧洲才得到了‘地理大发现’，而无论是‘东亚’还是‘中东’、‘拉美’，才如此这般地进入了欧洲人的寰球视野。于是，这种原本也是囿于一隅的地方性文化，也才借此获得了空前的全球性扩张，直至把自身也扩张成了全球性存在，甚至，就连它携过来的文化与价值预设，也被推广成了‘普世性’的观念，长久地被当成了人类思想的‘公约数’。”

—— 刘东：《理解现代世界史的枢机：< 大航海译丛>总序》，《坚守坐拥的书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3页。

——所以这也就必然意味着，相对于那次殖民史中的理论建构，我们这次则要在后殖民的意义上，对于“欧洲中心论”进行针锋相对的解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相对发达的地区研究，既应当属于我们的交谈对象，也应当属于我们的知识对手。而我所以要提出“洋对洋”的标准，或曰“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也正是为了能到国际学术的讲坛上，去尽量争取中国学者的话语权。众所周知，我一方面最积极地引进“中国研究”，为此付出了长达几十年的心学，认为这是向国际学术靠拢的关键；而另一方面，我也从来不惮于向海外同行们提出批评，反对只把产生于欧洲历史中的欧洲理论，生搬硬套地运用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

“毕竟，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或文化理论，都只能是某一具体文明的特定‘语法’。正因为这样，一旦把某种‘语法’抽离了它的语境，那么，尽管它在别的语境中也会有所启发，但终究还会多少显得‘水土不服’。即使我们能把所有的欧洲理论，全都不辞辛苦地翻译过来，并且还全都心领神会地读通，我们也不可回避，那不过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带有欧洲思维特点的总结；所以，还是有可能跟它移植到的那个经验世界，显现出若隐若现、却影响深重的脱节。”

—— 刘东：《译百家书，立一家言》，《引子与回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然而，如果我们在“理论创新”方面，原本就是无能为力的、或无所作为的，那么就算这么郑重其事地抗议，也根本是徒唤奈何、于事无补的。必须认识到，受人类思维的规律所决定，“理论”之所以能被称为“理论”，正是因为这种上升为抽象的公理，其本身就具有统称的能力或倾向，而不由自主地就要求去举一反三、乃至去从部分去管窥、或概括总体。因此，正如我以往就此回答记者的：

“仅仅适用于一种现象的理论，就根本不能被称作‘理论’；就此意义而言，任何理论创新都有天然的辐射性，也就是说，在此后的知识增长过程中，它总会被合法地试用于其他经验。由此你就足以领会到，只有重视理论创新富于思考活力的文明，才可能对别人显出话语的霸权。那末再让我们反躬自问，长期以来国人果真表现出过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才能吗？这样一来，我们就开敞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紧迫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只能自怨自艾，而这个问题解决了，别人的霸权也就迎刃而解了。”

—— 刘东：《汉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理论与心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正因为这样，就像我曾经反复呼吁过的，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出息大小”，乃至在灵魂上能否“最终得救”，全都取决于能否激活本土经验，而终究完成超越欧洲框架的“理论创新”。而今，这样的接力棒又自然而然地，传递到了地区研究的年轻学者那里；而且他们眼下所占据的田野，还得以不再仅限于本土的经验，更其扩大到了域外的实地调查。——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念念不忘，只有不断用自己获得的“闻见之知”，来验证核查现有的知识框架，大家的这一次“走出去”，才不会只是在步着殖民者的后尘。否则的话，如果在文化底蕴、和活跃程度上都不够，那就终要受限于自己“理论创新”的能力，而无法摆脱固有“知识框架”的潜在影响；也就是说，虽用自己的脚踏上了那边的田野，可鼻梁上却还架着西式的眼镜，于是从那边所看到的研究对象，也就总有一层若隐若现的西方色彩。

参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五

写到了最后，也就写到了本文标题的另一半，也就是在这样子“走出去”以后，又应当再以什么样子“走回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特别是它所带来的挑战性，有必要先从哈佛的教授那边，听取和体会一下此中的甘苦：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能像传统汉学一样闭关自守，其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学院的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本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而后者却是冷战时期设立的研究项目，所谓中国专家‘China Expert’或‘China Watcher’，即是指此，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今时过境迁，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有学界人士提出废除‘地区研究’，因为它没有专业训练的基础，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所以在严格的学科训练上站不住脚。因此，地区研究的学者需要在另一个专业中找到栖身之处。这个现象在社会科学方面最为明显，譬如不少研究中国当代经济的专家，也必须得到经济系的认可。那么中国文学呢？古典文学的教授有的也在比较文学系授课，如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有的则置之不理。现代文学不可能自闭，所以很快就和‘文化研究’挂上钩，开始了‘理论转向’。”

——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上述这种口语化的现身说法，鲜明地表现了地区研究者的尴尬。一方面，这些人往往就凭着自己的“一招鲜”，包括对于某个“小语种”的掌握——甚至就我本人的特定交游而言，还有只靠自己在“芳草地小学”的学历，就脱颖而出地考进了哈佛东亚系的——就幸运地进入了著名的常春藤学府，这至少从外面看来是相当光鲜的。可另一方面，这些从事“地区研究”的人们，却又遗憾地觉得自己并未能“登堂入室”，而如果不能突显出自身的学术性，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安于校园的一隅，乃至即使在学校的内部也是脸上无光。——由此久而久之，就连自己所从事的“地区研究”本身，也不免要遭到他们的质疑和嫌弃了，于是才会频频出现“走出地区研究”的说法。而我在前文讲到的那种情况，即“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同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乃至于思想史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生态学家……”也是既来自于他们的这种被动，又来自于他们的这种心结。

说穿了，这正是“地区研究”在现行体制下，往往难以摆脱的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越是属于久负盛名、财力雄厚的领军学府，就越是可能率先建立、并长期支持“地区研究”的项目；可另一方面，越是置身于学殖深厚、专业发达的著名学府，就越要面对来自其他学科、和资深学者的质疑，也就难免要被视作学术界的“边缘人”。——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只能彻底叹口气“躺平”下来，就安于这样的边缘性地位，还是索性放弃这样一个项目，以致干脆不知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当然还另有一条积极的出路，而我们由此也就更能看出，前文中所讲的那种“理论创新”，对于“地区研究”具有何等的重要性，甚至简直是具有“救命”的意义。如果说，美国大学中的“东亚研究”，虽说已经算是成绩斐然了，却仍在“理论创新”方面留有逆差，大体属于理论生产的“进口地”，由此才导致了上述的那种惶惑；那么，只需要再从中加上一个汉字，则美国大学中的“东南亚研究”，便已在“理论创新”方面多有顺差了，甚至不妨说是理论生产的密集“窝子”。我一直在另外主持一套《人文与社会译丛》，其中专门精选第一流思想家的代表作，而那里就先后收入了克利福德·格尔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而这些学者虽然身在普林斯顿、康奈尔和耶鲁，可他们的研究基地却正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缅甸。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晚近的著作《我们共通的理性》中，也反复引述过剑桥教授杰克·古迪的作品，他那些对于“欧亚大陆”的、极富洞察力的反观，也同样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那么，这个级别的学者还要为属于“主流”还是“支流”、“中心”还是“边缘”伤脑筋吗？试问在当今整个的国际学术界，还有谁敢忽视或回避他们的思想？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地区研究虽刚刚起步，但与此相应的“理论创新”，却仍是我们应当寄望于它的。毫无疑问，这个项目的从业者们，就是应当带着这样的抱负“走出去”，又带着这样的成果“走回来”。如果说，像格尔兹、安德森、斯科特和古迪等人，能够在英美学界获得意外的成功，恰是因为靠着外在于西方的经验，得以从另类的视角来反观自身的文明；那么，我在前边反复重申的“三根主轴”，从道理上就会使我们的这批年轻人，有可能比那些西方学者更为开阔，因为除了别人也具备的“全球眼界、发达学术”之外，他们还额外地具备了自己的“本土意识”，从而更容易对迄今的学术发展冷静地旁观。——这样一来，基于三种文化间的持续博弈，也基于三种文化营养的共同发酵，他们也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交叉优势，从更为广阔的学科对话与“科际整合”中，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思想突破与“理论创新”。

千万不要觉得，我提出的这种期待实在是“太高了”，乃至于已经是“高不可及”了，所以看到它就反而更只有“躺平了”。古语有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即使在地区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中，还未必就能涌现出第一流的思想家，可是，只要大家能保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也就至少应当能保住相应的干劲，从而即使不是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很快就去占据话语场中的核心位置，也能置身于“从边缘向中心”的冲击过程中。——无论如何，对于任何以学术为终生志业的人，这种不断“向上突破”的志向与干劲，都理应属于他们必然的生命企求；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本身也应会在这样的冲击中，由于不断收纳来自各方面的力矩，而源源不断地汲取内生的活力，以便永久地保持住它自己的生命力。

刘东

2021年6月4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本文出自：刘东《怎样走出去，又如何走回来？》，载自《作为田野的全球：清华大学地区研究拾年巡礼》，高良敏等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v-xxii页。

附：《作为田野的全球：清华大学地区研究拾年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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