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好！感谢大家拨冗出席。这是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在疫情结束后举办的首个重要国际学术活动。如姜景奎老师所说，有朋自远方来，而且是不远万里而来，我们内心十分高兴。

王霆懿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院长助理

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第一届博士生

今天，我谨代表清华地区院的青年学者在此做大会报告，演讲的题目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问题、挑战与发展”，和大家分享近两年我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所感、所思和所惑。

事实上，我刚结束了20个月的海外访学和田野工作回国。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在过去两年间，我一共访问了12个国家，包括4个发达国家以及8个发展中国家，足迹环绕地球两周。我曾深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目睹伊斯兰国的战斗遗迹，也曾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岛参观了珍珠港战争旧址，见过不少中东和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和决策者，也接触了许多劳苦民工和普通民众。“异国他乡孤身客，星夜作伴赶路人”，这是我们地区院青年学者在外的真实写照。

而与此同时，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风起云涌，一大批新的学院、机构和学术组织应运而生，对于区域国别学的规划指导也此起彼伏。如同Tim Niblock教授所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的区域国别研究当然是可喜之事。但“盛世之下，难免有不测之忧”，大干快上的发展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应当三思而后行。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有自身的立意和定位，也难以脱离世界范围的学术发展脉络，如何推陈出新其实是一个重大且艰巨的命题。通过比较分析世界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径来探索新时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前进之路，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今天，通过追问一些问题，我们或许能更深入地思索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而中国却建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这将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王希勤校长所言，去年清华大学邀请了世界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等9位国际资深委员，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进行了“10周年国际评估”。委员会对博士项目给予了较高评价，即“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其质量至少能够比肩世界顶尖高校的同类项目，且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其他项目所不具备的训练深度与广度。”但与此同时，拥有世界数十所大学的荣誉教授或荣誉博士头衔的博科娃女士也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她所知，没有一个国家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因为这个领域涵盖广泛且涉及多个学科。中国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的依据是什么、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座各位均是世界各国的区域研究专家，相信也对此有所了解。考虑到中国学科设置的传统背景以及当前国际发展态势，成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确实能够为该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拓较大的空间。

但由此而来衍生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学科制下，如何培养出更优秀的区域国别学者？如何做出更好的研究？中国很多学科也设立了一级学科，但并未发展成世界级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成立学科意味着此前发展不足，要在发展不足的基础上培养出更优秀的年轻学者，可谓任重而道远。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显学”。但数量的增长不必然等于质量的提升，大批量的投入也未必导致良好的学术生态。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更侧重于学术机构建设、学术共同体建设和学会建设，偏重资源整合和规划，而非更长久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如果成立学科仅是“新瓶旧酒”，那么对于提升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质量恐难有大的帮助。

第二个问题，中国如何回应世界其他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较为久远，自19世纪初期以来，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先后成立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1915年，英国的首个地区研究机构“斯拉夫学院”成立于伦敦国王学院。1916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前身“伦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正式成立。美国的首个地区研究机构，是1919年芝加哥大学成立的东方学院。1927年，第二所地区研究机构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系（the Department for Near Eastern Studies at Princeton）成立，这也是我今年担任客座研究员的机构。

时至今日，这些机构都已经是“百年老店”，见证了欧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衰起伏。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无疑将这些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推向了高峰，政府、基金会、企业、高校等为此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随着冷战落幕，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对衰落，具体表现为资金匮乏、机构萎缩和人才凋零。近年来，面对逆全球化、中国崛起和一些地区热点问题，这些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复苏之势。

而区域国别研究无论作为领域、学科还是跨学科或学科群，长期以来面临着种种批评，如缺乏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过于分散、具体和偏向描述性，甚至在全球化时代被称为无用之学。与此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张力也从未间断，但这种张力对于学科的发展促进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他国的传统，从先秦的《山海经》、唐朝《大唐西域记》、宋代《诸藩志》、到明朝《西域番国志》，都有丰富的记载。自晚清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既艰辛又波澜壮阔。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思想、知识、技术，从西方化、全球化到中国化不断转变，直至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各国，其实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宏大历史命题。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很多学者是我国西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一些重点高校，建立了一大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早在1956年，厦门大学就成立了南洋研究所。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并非新鲜事务，也有着悠久传统。但是数十年的发展，这些机构未能充分满足我国政治、经济和对外发展需求，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不够深入。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有鉴别地吸纳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美国的地区研究无疑是全球最全面、最深入的，甚至深入乡村、家族、部落，但美国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美国的部分学者对外界缺乏好奇又充斥武断，更严重的是，美国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存在明显鸿沟。在美国追求霸权和发动一系列中东战争的过程中，部分智库、国际关系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远灾难。如何规避美国的错误？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界，尤其是积极呼吁区域国别学为政府献言献策的一些人士，需要慎重思考的。

而英国侧重历史、地理、语言等传统区域研究训练，但其区域国别研究在持续衰落，对人才的培养和资金投入明显不足，这说明区域国别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何长久地保持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持续投入，也应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界应该认真思考的。

2017年，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不约而同地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专门机构，并呈现出范式差异。可见，中、美、英三国的顶尖学术机构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既有学术共识，也有各自的战略判断。根据我在三所学术机构中的经历而言，牛津大学全球与地区研究院（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试图统领牛津各个地区研究中心，打造更加立体的地区研究机构。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则与各地区中心保持合作，重点发展博士后项目。清华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侧重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阶段即把6个地区、11个学科、多门语言的人才贯通，并在院内设置全球中心及多个地区研究中心、打通框架。三个地区研究机构中，清华地区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最高，且真正做到了融通各个地区和学科。因此，如博科娃女士所言，清华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确实取得了与世界顶尖高校比肩的成绩，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整体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水平达到了世界前列。即使是清华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我们也在不断反思，争取进一步完善优化。因此，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各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对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如何加强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始终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决定做什么样的研究。对于区域国别学而言，精英人才其实是匮乏的。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成立11年以来，除去年招满10名博士生外，其他年份从未招满过。譬如我们缺乏专业的语言人才，如普什图语、库尔德语等等；我们也缺乏专业的学科人才，如农学、地理学、水利学等等，至于“语言+学科”的复合型的人才就更加稀缺。同时，我们也需要学者的国际化和在地化，既能够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同时也能够深入当地进行研究。这都需要中国学者走向国际、深入当地，需要十年甚至数十年的投入。出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当能够精通当地一门到两门语言，有数年的田野经验、著作等身，且人脉广布。所以，一名合格乃至卓越的区域国别专家，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的支持。

我认为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全校师生仅有1万人左右，且几乎取消了硕士项目，聚焦精英化培养。而牛津的各个地区研究中心也往往仅有几位研究人员，但是经久不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应侧重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阶段培养，而非本科阶段，可以人文社科为主，兼重文理交汇。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有扎实的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支撑，否则难以有深入发展。而对于学生，应以学术志趣为导向，不应过于功利。被驱动的学者往往做不出最伟大的研究，唯有兴趣和内心孜孜不断的追求才能做出出色的学问。国际许多知名区域研究已经100多岁，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10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天我所讲并非都是溢美之词，而且问题多于答案，但确是我近2年的真切感受。当我漫步在中东的荒漠、行走在欧美最核心的学术机构和智库，所见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内心的苍凉和焦虑，还请大家体会。这也是我们地区院很多青年师生的共鸣。

当前，世界政治极化、内外割裂、信息失实。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国家竟有不同的说法，更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的对抗。而区域国别学者恰恰是打破这些藩篱、偏见和隔阂的重要智识力量。记得上一届清华地区研究论坛时，沙特图尔基·费萨尔亲王在主旨演讲中恳切强调，“中国应被理解，不应被误解，而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在此，我想对图尔基亲王的话再做一点延伸，“世界应被理解，而不被误解，这是我们所有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的责任。”

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清华大学历任校领导的远见、决心和关心。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一路走来，筚路蓝缕。作为项目第一届博士生，我亲眼目睹了资金保障、制度设立、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等等的艰难和突破。而在过去三年疫情中，清华地区院是国内为数不多持续不断地向国外选派师生进行长期田野工作和学习的机构，我本人就曾两次在卡塔尔感染新冠。

今天，我也要代表地区院的青年师生对国际同行的善意表示感谢。感谢在过去疫情乃至更长期间，接纳、照顾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今天，让我们略尽地主之谊，或许这也是学术共同体的另一个意涵。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