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锡勒·品纳瓦拉（Sisira Pinnawala）

*西锡勒·品纳瓦拉是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Pathfinder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佩拉德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radeniya）社会学系教授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顾问，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平研究项目做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曾任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主任，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南亚研究、族群关系、冲突与和平、民主体制与政府治理。

概要

后殖民国家是一种由自身动力或特点所决定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社会政治类型，殖民进程重新定义了其本土核心价值。本文致力于理解后殖民时期斯里兰卡国家构建中的阶级和族群动力，尤其是少数族群参与国家构建的过程。本文考察了斯里兰卡独立后塑造国家体系和结构的力量，以及阶级形成和族群忠诚如何相互作用，质疑了关于斯里兰卡后殖民时期国家构建由民族主义推动的主导话语。本文认为，阶级结构与民族主义忠诚共同形成了斯里兰卡后殖民国家建设的核心动力，二者构成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力量，导致一个深层分裂社会的产生，而这种分裂的社会也影响着当代国家的国家结构和实践。

基于民族主义忠诚的国家构建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作为民众政治动员的一部分，有效地将民族主义群体内的阶级组织利益与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和族群隔阂结合在一起。关于斯里兰卡后殖民时期国家构建的分析存在四种视角，其中，僧伽罗佛教徒国家构建视角和泰米尔民族主义国家构建视角最为重要。前者强调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首要地位，而后者专注于少数民族，主张以区域自治为基础的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安排，但后来又主张少数民族从斯里兰卡中分离。它们共同为后殖民时期斯里兰卡国家重构奠定了基础，不仅对国家本身，而且对整个政治体和国内的少数-多数群体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班达拉奈克的选举胜利而产生的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国家构建路径，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族群的路径，同时它还是一种阶级的路径。如果不理解新阶级组织的背景角色及其政策获益，就难以理解班达拉奈克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僧伽罗佛教国家构建思想及其后续发展。一方面，在后殖民社会早期，领导人多来自富裕的社会精英阶层，而与之不同的是，1956年上台的阶级群体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前，并不具备经济实力。一般来说，要利用国家权力换取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权力，就需要掌握公共服务机构和武装部队。向这一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是1956年班达拉奈克上台后立即实行的“僧伽罗唯一”政策。另一方面，班达拉奈克的替代性国家构建路径开始了对社会上一部分非精英阶层的动员，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不满情绪，但在此之前并未获得政治发言权。这一动员虽然具有族群色彩，但一开始并不是一场宗派运动，直到后来它才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这部分组成力量既是一个阶级联盟，也是一个族群联合体。

班达拉奈克的执政，不仅预示着僧伽罗民族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且还标志着一个新的领导层的建立，它代表着迄今尚未有过政治参与的社会形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治国方式。因此，它是斯里兰卡国家构建事业中一条新道路的开端，带来了新的国家构建意识形态和新的议程。这也是僧伽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分别由身份需求和阶级需求所推动。

后殖民时期的斯里兰卡国家构建可以被视为由两种主导视角驱动。第一种是僧伽罗人的排他性国家构建视角，城郊和农村中产阶级构成了主要推动力量。第二种是与僧伽罗佛教徒视角相对立且类似的泰米尔人阶级形成的国家构建视角。因此，民族归属是凝聚力，而阶级归属则是驱动力。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对抗决定了后殖民时期斯里兰卡国家构建的性质和战略。斯里兰卡作为后殖民国家，其未来将取决于现任领导层是否有能力理解这场危机背后的力量以及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