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7日下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东南亚系列讲座“社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史（Southeast Asia: Communities and Histories）”第四讲以线上形式开讲。本次讲座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所（Asia Research Institute）副主任麦特里·昂敦（Maitrii Aung-Thwin）主讲，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东南亚组博士候选人王令齐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京都大学、朱拉隆功大学、马来亚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师生160余人参加了本场讲座。
本场讲座的主题为“历史边缘之境：东南亚的山区与边地社群（At the Edges of History: Highlands and Borderland Communities）”。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缅甸克钦邦、掸邦等东南亚“山地（highland）”的历史与文化；第二部分则对斯里兰卡、云南、越南、菲律宾等更广泛意义上东南亚的“边地（borderland）”进行了阐释。讲座后半段，昂敦教授展示了越南作为东南亚与汉文化双重“边缘”的地位，并以越南为例详细论述了从“边缘”着手开展研究的价值。
讲座伊始，昂敦教授指出，前两讲中所讨论的东南亚“宪章国家（charter states）”和“海港社会（coastal communities）”都是基于现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溯源的历史叙述，而本讲中所聚焦的“山区社群（hill communities）”处于东南亚民族国家历史的“边缘（edges）”。山区族群的历史文化往往不受关注，而被认为是“非主流的历史叙事（unconventional histories）”。“中心”和“边缘”的叙史分野对当下东南亚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产生着影响。讲座希望，通过对东南亚山区的关注，可以塑造一种包容多元族群的历史叙事，从而使得人们对东南亚历史的认识更为丰满。
东南亚的山区社群与低地社群存在着一定差异。山区社群有着多元化的民族构成，各民族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信奉各自的本土信仰。山区的统一政权范围是有限的，他们也很少能够被平原的中央王朝所征服。荷兰历史学家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将这一片横跨地域的东南亚大陆山地称为“赞米亚（Zomia）”地区。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一书使这一概念更广为人知。山川地貌使得东南亚山区社群发展出独特的历史文化，他们不易受中央王朝的统治，亦不对低地王朝进行征服。例如，缅甸的掸邦地区位于今天中老缅泰四国的交界处，聚居于此的掸人系历史上泰-傣族群南迁的一支，使用掸语，亦通用缅语；他们有着自己的本土信仰，亦信仰佛教。与低地的中央王朝相比，历史上掸族政权的崛起呈现出较小的统治规模和较为松散的联结。他们的存在连接了南方的缅族政权和北方的明王朝，使其成为多元文明互动的桥梁。
讲座的第二部分，关于“边缘地区”概念，昂敦教授指出，当今主流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受到现代地理边界的局限，往往只关注东南亚国家，而忽略了斯里兰卡、云南等历史上与东南亚存在着广泛联系的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关注将人们从地理边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泛联系的世界。以斯里兰卡为例，斯里兰卡在古代东南亚被视为佛教圣地，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东南亚的佛教国家与斯里兰卡保持着紧密联系，统治者们会选派僧侣赴斯里兰卡修习，斯里兰卡的佛教思想为东南亚佛教国家的政治组织提供了一个范式和合法性来源的参考。这些互动使得斯里兰卡成为东南亚佛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讲座后半段，昂敦教授着重就越南历史及中华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讲解。越南北部在历史上与东南亚的“中心地带”呈现出有所差异的文化景观。早期的西方历史学家对于中华文化之于东南亚的影响有过分歧。赛代斯（George Cœdès）在《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中并没有提及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越南，而霍尔（D.G.E. Hall）的《东南亚史》则涵盖了越南。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过度强调了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的“本土化”特征，而忽视了中华文化实际上的巨大影响。在东南亚的“古典时期”，越南北部在政权结构、思想文化、建筑景观上与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呈现出一致性；而越南中南部的占婆、南部所属吴哥的地区则呈现出古印度文化的特征。越南南北之间的文化张力在其历史中一直延续。从中国古代的“天下”世界观来看，越南位于华夷秩序的边缘。越南既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影响，通过朝贡贸易、士大夫往来、僧侣弘法等形式与中国进行密切交流，又一如东南亚其他国家，将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和古印度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呈现出越南本土的特征。基斯·泰勒（Keith Taylor）、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等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对越南本土传统的关注正反映出学界对“越南性（Vietnamness）”的讨论。总之，东南亚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及其多元融合的特征为研究者们呈现出丰富的研究视角，为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带来灵感。
讲授结束后，昂敦教授与线上师生就罗兴亚人作为边缘族群的历史、中华文化与古印度文化在越南的融合及其对于其他亚洲地区的启示、越南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菲律宾在东南亚文化和拉美文化中的双重位置、东南亚山区和边地的国家建构、知识生产的政治逻辑、“社群（community）”概念的定义等话题进行了研讨。昂敦教授指出，以东南亚地区作为亚洲文化融合的案例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进行对比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这体现了一种亚洲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于传统研究中以西方文明为模板来研究亚非拉经验的一种批判性超越。无论是东西对比的视角、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还是对民族国家的解构、“边缘”地区的“再发现”、“后地区研究（post-area studies）”的思潮等，每一种知识生产都有其潜在的政治逻辑。学者们应该对知识生产背后的政治逻辑有所认知，并加以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从而获得更为平衡的结论。
Maitrii Aung-Thwin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所（ARI）副主任。他的研究兴趣涵盖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构建、身份认同、公共历史、基础设施和佛教网络等。Aung-Thwin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缅甸历史：从古至今的传统与变革（A History of Myanmar since Ancient Times: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加隆王的归来：英属缅甸的历史、法律与叛乱（The Return of the Galon King: History, Law,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Burma）》和《新编东南亚史（A New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文字编辑：宋天耘
审校：东南亚组
排版编辑：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