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5日下午，园区经济与经济发展系列讲座第四讲“境外园区模式与战略”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唐晓阳主讲，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参加。

在简要明晰了产业园区的定义及产业园区、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后，唐晓阳老师从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 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视角审视海外园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1992年至2003年间，多个产业园区在海外的建立是一种大胆地摸索与尝试，属于早期阶段；2006年商务部《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 本要求和申办程序》的指导文件出台后，一年时间里先后招标共19个代表企业进行海外经贸合作区的尝试；截止到2019年10月，商务部共确认了20家符合相关规定且正常运行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海外产业园区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需要多方参与者协同联动，保证园区的健康、稳定地发展。相较于国内产业园区的开发模式，海外产业园区的设立与运营所涉及的参与者更多，利益纠葛更为复杂。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企业都需要明确目标国多方行为体的诉求以及他们之间所构成的整体关联。产业园区所在地的发展诉求与国内外企业投资行为相契合，二者互相促进；而当地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的创造对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正向效应显著，企业的投资与入驻对当地产业园区的收益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些多方行为体的关系中，尽管园区的商业收益与稳定发展可能在短期内与目标国的政治及社会力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张力，但长期来看二者之间实际相互兼容，彼此促进。

在明确以上所提到的多方行为体所构成的整体关系架构后，唐晓阳老师针从政治、经济表现的两个维度，对多个较为成功的海外园区发展模式进行了详尽分析。中国企业对接泰国、印尼等国家中已发展、已搭建的平台，例如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园中园模式；针对拥有丰富资源但尚未搭建有基础设施平台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则自主搭建平台并进行生产加工，称为资源型园区模式。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经济特区的发展由两国政府共同重视、一并推动，最终不断发展起来的，例如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经济特区的设立。

与此同时，唐老师强调，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起步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等因素，中国的海外产业园区发展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园区发展道路。通过梳理埃及泰达产业合作园区朝着产城融合的方向发展，埃塞俄比亚政府推动园区政策助力东方工业园的发展，柬埔寨西港特区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打造园区生态的努力等实际案例及发展经验，进一步指出中国企业海外园区开发时的模式选择与注意事项。首先，政府推动产业园区建立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海外园区开发过程中企业对政府政策的过度依赖，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合理、充分利用优惠政策，自主创造运营空间；其次，产业园区的长远发展仍然要以市场化为目标，以市场为主，遵循目标国市场发展的规律；最后，海外园区的开发与经济模式需要详细考察当地情况，选择商业型园区或政策开拓性园区作为突破口，而需避免急于政治、商业一把抓的做法，以致两头无法兼顾，从而得不偿失。

讲座提问环节，同学们针对中国海外园区推广模式的适用范围，目标国政治环境的变化给园区持续性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目标国政府在土地一级开发问题上与当地百姓的冲突，园区二期、三期开发成本上升以及海外园区开发过程中国家出资融资等方面提出了一个个具体问题，唐晓阳老师就这些问题一一给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唐老师再次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或园区发展的成功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市场化的运作，海外园区的开发并非要遵循某种特定的模式，模式本身只是作为一种参考，且海外园区能否获得长远的成功仍然取决于开发者是否精准把握了目标国市场的发展机遇，是否坚定选择市场化的道路。

文字来源：雷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