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日上午，由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主办的“国学讲坛”系列讲座第四讲——“儒家文化的生死观”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会议室召开。主讲人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刘东。

刘东教授认为，对于死亡问题的哲思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便是：究竟你是从生的角度看死还是从死的角度看生，真正具有积极力量的态度是前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作为类的主体的角度把个体的毁灭看作是自己的自我更生，从而也才能从作为个体的主体的角度寻找自己生命中不死的东西。当然，主体的这种坚强意志和强大生机，决不是可以从一个脆弱的“小我”中便可以获得的，它必经在哲思中起升入“大我”的境界。

由于人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大限，又由于人类作为生命体的自我认识，永不可能超出生命体结束的限度之外，这就使儒学所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落在了对于严峻“死亡”问题的回答与处置上。凡是宗教性或独断性的世界观，尽管越来越暴露出在认识与信仰之间的断裂与背离，并且也越来越受困于这种断裂与背离，然而它相对而言比较易于安顿的，也就是人类遭遇的“生死”大限问题。

在讲座过程中，刘东教授引用了《论语·先进第十一》《论语·为政第二》《儒佛异同论》《礼记·檀弓上》《列子·天瑞》《从儒学自身看儒家的宗教性》《哲学纲要》等历史文献中的论据，详细阐释了儒家对于生和死的理解。同时，进一步引用《墙》《人都是要死的》等西方著作来介绍西方哲学家对于生与死的观点。

刘东教授指出，儒家的生死观来源于先秦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唯有“知识”“认识”或“常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明确自己在认识上的界限，自是理性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在总是相互争执不下的、有时还会相当暴烈的文明冲突中，中国儒学能够带来超前的解决方案——恰恰是在所有已知的文明模式中，唯有它才造就了最为平和、理性、达观而又人性的“生死观”。最后，刘东教授总结，当我们把孔子几千年前的看法，与经过了启蒙的科学家的认识，摆在一起来进行仔细的参照时，就可以更深一步地体会到，原来儒家的这种“从生去看死”的观念，原正是先秦理性主义的逻辑结果。在总是相互争执不下的、有时还会相当暴烈的文明冲突中，其实中国儒学所带来的最大挑战，恰恰是在所有已知的文明模式中，唯有它才造就了最为平和、理性、达观而又人性的“生死观”。

由于无论科学怎么进展、技术怎么发达，这都将是每个个体生命必过的关口；也正因为这样，人类的历史在未来能够延伸得越久，儒学这种来自理性本身的力量，就会越发显得持久、强韧和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