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刍议
姜景奎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和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愈显重要。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地域指地理类内容，地理在文明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领域指学科类或专业类内容，如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等。可以把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比作一个荷塘，水和泥是荷塘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其上决定荷花和荷叶的长势、下决定莲藕的质地。因此，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者来说，在清楚地域因素的前提下，需要重点研究水和泥类的内容，否则，相关成果必失偏颇。古代先辈如张骞和玄奘等都曾进行过非常成功的区域国别研究，其贡献功在当世、利在当下，影响深远。我国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集中表现在基础研究前提下的学科交叉、以对象地区语言为主要工具的田野研究以及具有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拥有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兼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概言之，在美西方遏华制华、冷战思维抬头、诸多疫情持续及局部战争不断的消极情势下，身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该进行全覆盖式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实践与相关地区和国家的“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倡议，保持发展势头，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水和泥；新时代
原载：《南亚学》第1辑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其“交叉学科”目录下列出了“区域国别学（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新的一级学科。至此，关于“区域国别学”是否能成为独立学科的辩论划上句号。十年磨一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意味着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已经把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到一级学科的高度，并与其他相关学科，如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历史学（世界史/国别史）等区分开来，并行建设。

本文拟以国家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为背景，初步探讨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问题，如历史、内容、目的、特征等。

探讨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之前，需要对“新时代”和“区域国别研究”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和议论。首先是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方面，我国继2010年GDP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2014年GDP为日本的两倍，2021年为日本的三倍，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对外方面，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随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对全球合理关切的表述，这表明我国比以前更加重视人类的整体利益，而非一己私利。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外交新理念，首次把中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联系起来，以共同发展、互惠互利为原则，倡导相关国家在友好合作的前提下共商、共建和共享，以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亚洲文明互鉴”成为唯一关键词，我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夯实。2013年之后，“中非合作论坛”的活动更加频繁和有效，2013年和2017年中非外长在纽约举行联大政治磋商会，2015年于约翰内斯堡、2018年于北京举行两次领导人峰会，2016年于北京、2019年于约翰内斯堡举行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2021年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此外，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中非民间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研讨会、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中非合作论坛分论坛陆续成立，由此，中非合作迈上新台阶。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又提出“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他指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这表明，我国虽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但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常思常新，始终保持开放、发展、合作、互利、包容的心态，视野比以前更开阔，认识比以前更深刻，不仅为本国，也为他国乃至全球考虑，为全人类提出了共赢的未来蓝本。这也表明，中国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站起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富起来，现在已然走上了强起来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没有骄傲自满，对其他国家不仅没有颐指气使，还希望与他们一起共商共建、共同繁荣。这是已然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气魄和自我定位。

然而，国际情势却不容乐观，我国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在奥巴马时期提出“重返亚太”计划即“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在军事部署和投入方面向亚太地区倾斜；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又提出“印太战略”，开始制定并实施遏华政策；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遏华制华，不仅亲自操刀，还与西方盟国联手，并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一起建立所谓的“四方机制”（QUAD），与英国和澳大利建立所谓的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从经济、军事和安全等各个方面打压中国，唯恐天下太平。笔者推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西方不会改变这类遏华制华政策，甚至会进一步强化，对我国会更加不利。加之，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和俄乌战争的不利局面，美西方会进一步转嫁矛盾，会不断强化新冷战思维，我国面临的相对恶劣的国际环境在短期内不会改善。


“四方机制”成员国 | 图源：share.america.gov

因之，我国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努力实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大背景下，反对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集团对抗，反对破坏全球和平框架，以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

我国已然成为世界强国，已然成为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成员，任务自然更重，责任自然更大。鉴于此，我国不得不直面现实，为了自身发展，也为了人类和平，我们也就更加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此，区域国别研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必需。但正如前文所说，在我国实行学科制的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归属很难把握，它与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世界史/国别史）、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都有关联。在这些相关学科中，唯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设置了“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但又不是二级学科之一；相关高校也以此研究方向为依托，自行设置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如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自设了“国别与区域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自设了“亚洲研究”等。另有高校如云南大学在“政治学”一级学科目录下、华侨大学在“交叉学科”目录下设置了“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华南师范大学则在“教育学”目录下自设了“东南亚学”二级学科，等等。从这些“自行设置”可以看出，“区域国别研究”不属于任何一个现有学科，又与许多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也如此，要想深入了解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我们不可能只研究其语言文学或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我们需要的一定是该国家或该地区的全面知识，甚至包括其地理气候及农牧生产等情况。这必然对现有的学科制提出挑战。庆幸的是，经过十余年的磨练，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终于确认了交叉学科目录下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长期纠结教育界和科研界的问题迎刃而解。

由此，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具象化符号。那么，如何给区域国别学一个准确的定义呢？笔者以为，虽然任何一个定义都会有其局限性和相对性，但仍然可以有某种表述：**区域国别学是关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综合性研究，属于多学科、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范畴，其成果既可以是基础研究性质的，也可以是应用研究性质的或咨政、咨经性质的。可以说，区域国别研究是基于某一地域的领域之学。**地域指的是空间，与地理相关，比如印度及南亚地区，其地域决定了其“热”的特点，继而决定了以防暑避热为原初出发点的瑜伽是其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领域指的是知识类型，与学科相关，比如对印度及南亚地区的研究，首先得研究深入其骨髓的宗教，而宗教大处与历史、文化、哲学、神话、社会等学科相关，小处与语言、种姓、职业、婚姻等背景相连。研究印度，宗教是纲，种姓、历史、文化、神话等是目，纲举目张；纲目结合既可以解释其社会、习俗，也可以解释其政治、政党乃至其政府的对外关系等。概言之，区域国别研究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全面研究，透过它，我们能够知彼；否则，该研究就不算成功。

有观点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不确。其实，我国古代先辈就进行过相当成功的区域国别研究。比如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西域、唐朝时期玄奘的西天取经以及明朝时期郑和的七下西洋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范例，值得大书特书。

笔者在《顶层设计之于中印文化交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比较详细的论述。西汉初年，北方的匈奴部落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北方最强盛的游牧势力，是朝廷的最大威胁之一。他们经常进犯，有时甚至会迫近长安抢掠。由于国新力弱，西汉朝廷不得不忍气吞声，被迫“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汉书•匈奴传》）。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已历六帝，经过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硬实力空前雄厚，呈现一片富庶景象:“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于是，汉武帝决心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威胁，开始谋划抗击匈奴之策。“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史记•大宛列传》）。武帝计出，决定联合大月氏，结成东西抗匈联盟。“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史记•大宛列传》）。好的决策需要优秀的执行者，郎职小官张骞应召，成为帝国高层决策的积极实施者，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成为凿空西域之人。“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史料记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始于公元前139年，他带着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获，受控10年之后才有机会逃出并继续出使行程。他先到大宛，经康居，至大月氏。然而，其时大月氏已经成为大夏的主人，无意再东向与匈奴人为敌，张骞一行只得回转；无奈途中又被匈奴人抓住，受制一年多之后才脱离控制，于公元前126年抵达长安复命。可惜去时100余人，此时只剩他和堂邑父二人。第二次出使规模更大，使团300人有余，也更为顺利，因为其时西汉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张骞率团再次踏上出使之路，他亲至乌孙，另遣副使去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身毒等国。此次目的虽有游说乌孙共击匈奴之意，但交友和了解情况也是重要目的。果然，乌孙婉拒东返抗匈，却派几十人与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公元前115年），与西汉交好。此后，汉朝多次遣使，路径也不唯北道一路。西汉使者还到过更远的安息（波斯）、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

张骞雕像 | 图源：Wikipedia

凿空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张骞第一次出使就对西域诸国/部落多有了解，对葱岭以西之地乃至与之毗连的南亚地区也进行了某种思考类的推测：“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在大夏市场上看到邛竹杖和蜀布，经过与大夏国人的问答，张骞得出结论，中国西南有大国印度，并由此深入分析，下次再出使大夏，可以改走西南道，以免受匈奴人和羌人滋扰。“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有雄才大略，他从张骞的汇报中嗅到了诸多利好，产生了与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交往通商的愿望，并积极实施，其后，西汉朝廷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并“复事西南夷”。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48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都是汉朝的官员。“西南夷”即今西南川渝滇之地。由此，华夏版图初步定型。

凿空西域另有副产品，即海上丝绸之路。张骞在确认丝绸之路北道、建议开辟西南道的同时，还使西汉朝廷意识到有海路可以抵达南亚、西亚诸国。朝廷派员跟进，确认了他的推测。于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的海上往来自汉代始便持续不断。想来，如果没有西汉高层的出使西域决策，如果没有张骞这样的聪慧实施者，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许要晚出很多年，这其中，张骞的相关调研或者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说，玄奘之西天取经是偷渡出境。但他的偷渡行为产生了泽被后世的影响。唐朝初年，中外关系并不密切。玄奘于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过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印度王舍城，进入当时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大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因明论》《声明论》等论典，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学梵书《声明记论》等。不久便有大成，受到当地人的普遍认可。接着，他遍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之后，他又回到那烂陀寺，主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并与诸多左见者进行辩论，于大乘界获“大乘天”、于小乘界获“解脱天”的美誉。不过，在取得成就获得名声的同时，他不忘初心，更没有忘记祖国，婉拒印方挽留之后踏上了回归的路程，于公元645年抵达长安。其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初见成效，唐朝走在国富民强的正道上。太宗不仅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行”，反而对他大加褒扬，给予他很高礼遇。实际上，太宗其时“有求于他”，希望借助他了解域外之事并实施友外之策。他受命著书，介绍域外情况，《大唐西域记》由此出。“以绝伦之德，属会昌之期，杖锡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川陆绵长，备尝艰险。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这段话出自《大唐西域记》“序二”，作序者把玄奘之行与张骞“凿空西域”和法显西天取经相比，认为张骞西域出使行路不远，断言法显印度之行见识不多。这从另一侧面表明，玄奘对域外的了解和研究更广、更深。“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这句话出自《大唐西域记》“序一”，说明玄奘先后到过110个国家，听说过28个国家，这些在《大唐西域记》中都有详记。该书由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记录，记载了玄奘西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西域及南亚各国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筑、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医疗和音乐舞蹈等均有记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反映了西域和南亚的风土民俗，是研究我国西域地区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为各国学者所重视。

《玄奘西行图》中的玄奘像 | 图源：Wikipedia

当然，玄奘只是代表，他之前的朱士行、法显以及之后的义净等都是某方面的开创者。朱士行是内地第一位受具足戒的和尚，也是第一位去西域（我国新疆地区）取经之人。 法显是第一个成功到印度取经之人，他陆路去海路回，他写的《佛国记》对中亚、南亚、南洋约30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也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南亚、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义净是玄奘之后的又一位成功取经之人，玄奘是陆路去陆路回，他是海路去海路回，他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两部著作详细记载了印度及南海诸国僧人的生活、风俗、习惯等，是了解彼时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资料。

有赖于玄奘、义净等人的介绍，唐王朝与域外诸国取得了联系，王玄策一个人就先后出使印度三次，第一次还奉旨请来了印度的制糖工匠，帮助中国提升了制糖术；第三次出使之后还写就了《中天竺国行记》，内容涉及宗教、地理、政法、艺术和民俗等方面，很有文献价值。同样，在这些人的感召下，本就有国际化意识的印度佛教僧人，不远万里，翻山越岭，乘舟渡洋，来到中国内地，与中国高僧大德一起成就了汉传佛教。也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盛唐现世，长安成为世界的中心大都市之一，成为诸多外国人往来聚集之地，中外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唐朝与当时的诸多国家都有来往，官方民间并举；二者世界各国文化如宗教、音乐、舞蹈及雕刻、绘画等于长安荟聚，并于中国生根发芽，乃至发展繁荣。

郑和下西洋也是古代中国的壮举之一，是我国官方与海外主动交流的重大事件。 这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在七次航行中，郑和船队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等地。这一壮举虽伴有极少数武力事件，但总体和平，开拓了海外贸易，加深了我国与南洋诸国的沟通、交往和理解，丰富了我国对海外的系统知识，相关著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介绍了船队途径诸国的情况。值得一提的事，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海图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示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该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范围广，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这类文献，自然是区域国别研究之成果，是时人和后人了解广义之南洋（包括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国、诸部落的最好“向导”。相较于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血与火”的野蛮征服，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与沿途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相对友好的关系；在促进中国与西洋诸国的友好交往，将中华文化传之四方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形象在西洋诸国深入人心。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讲中国故事”。 对这一壮举，有很多评价。梁启超说，“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翦伯赞认为，“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很多国家都在和他的接触之后派使者来中国贸易。郑和下西洋也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郑和的历史功绩是不能磨灭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也持近乎一致的观点：“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通史》）


明代封舟图 | 图源：Wikipedia

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张骞的汇报，还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抑或是郑和的《航海图》以及其他诸多文献，都是当时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当朝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对当世乃至后世都有积极影响。

就学术史而言，学者们习惯了“西方中心论”的语境，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非始于西方不可，上文已有一定破解，此处不议。笔者不否认，在古代时期，比如亚历山大帝国时期、罗马帝国时期乃至15世纪历史大航海时代，西方进行了可称得上为某种形式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探索。这与笔者不持“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不矛盾。

笔者此处要着重强调的西方所做的相关研究与中国有关，即1793年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及后续。几乎在整个18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康乾盛世指的就是这个时期。但是，1757年，清乾隆帝一道圣旨，由北京发往沿海各城市，责令除广州一地外，其它港口一律停止海外贸易，实施“一口通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759年，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洪任辉进京告状，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开放宁波港，保护洋商正常贸易，结果被抓挨关，而后被驱逐出境。清政府持续反对开放，对域外几无兴趣，以致1784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中关于欧洲的记载仍沿袭明末清初的认知，认为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是欧洲强国，对当时强国新锐英国只字未提。既是新锐，便有特别之处，英国并未气馁。1793年，于乾隆83岁生日之机，马戛尔尼持英王国书正式访华，一者给乾隆祝寿示好，二者希望与清廷谈判通商。结果，清廷收下了示好，拒绝了通商。乾隆以天下大帝下诏，“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责令使团离京回国。失望之余，马戛尔尼改道运河，自北京至广州，行程三个月，几乎纵穿中国腹地，考察了我国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重要区域，并得出结论：“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该分析可谓一针见血。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率团访华，结果因礼仪之争未果，使团连嘉庆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责令回国。阿美士德使团同样进行了相关考察。值得一提的是，马戛尔尼访华时，其副使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即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也是团员之一；小斯当东会汉语，因与乾隆直接交谈而一举成名；这次他是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小斯当东可谓著名的英国旅行家、东方文化研究者及政客，算是英国最早的“中国通”，他曾于1810年将《大清律例》译成英语出版，后来长期从政，担任英国议会下院议员，于1840年下院讨论中极力主张对华动武，遂愿，稍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由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 图源：Wikipedia

笔者之所以长篇赘述英人访华事件，用意不在事件本身，真实目的有二：其一，当时中国处于世界之巅，本可以持续开拓，进行相关区域国别研究，向世界敞开胸怀，与世界新锐强国英国对接，即如2001年中国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开放、改革、学习、进取。如若那样，清朝必不会走下坡路，更不会成为“泥足巨人”，之后很可能不会有鸦片战争，也便不会成为“东亚病夫”，更不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康乾盛世时期的清王朝，非常需要进行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制定并实施改革开放、持续发展的策略。只可惜，朝廷在关键时刻（1757年）以一道圣旨关了门、锁了国，拒绝域外一切新生事物。该“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推行，阻断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使得中国和世界脱轨，慢慢落后于世界，以致开始下坡、持续下坡，直至王朝灭亡，同时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渊。其二，英国当时只是新锐，实力没有中国强大，但它自17世纪初就积极与域外世界接触，通过“发现”—占领—殖民，至18世纪末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之后，它更加外向，在占领南亚东南亚诸多地区之后，企图打开中国市场，多次放低姿态，力图促使中国开放港口，进行正常贸易，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使团在任务失败后对中国进行的相对系统的田野考察以及中国通的出现和《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出版都证明了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经过研究，他们确认中国是巨人，却是泥足巨人，外强中干。这是导致其对中国动武并确信能战胜中国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19世纪下半叶之后，英国转而以印度为基地，侵略占领我西南地区特别是藏南大片土地，也是其长期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结果。如此，东方老牌巨人与西方新锐巨人相遇，前者不进行区域国别研究，闭关锁国，败了；西方新锐巨人积极进取，不远万里奔波，进行区域国别研究，胜了。闭关锁国害死人，正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尝到了甜头，西方一直没有放弃区域国别研究。二战之后，美国后来居上，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巨大投资，成为本领域中的领头羊。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抑或殖民的需要，抑或控制的必须，另有较少份额为猎奇心态所驱使。目前，美西方同样愈发重视区域国别研究，比如在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等，他们不仅研究，还有胁迫；他们鼓噪“中国威胁论”，力图拉拢相关国家组成遏华制华同盟。可以预判，如果我们对此不能高度重视，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国别研究近乎奢侈品，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也并非什么时候都需要。 根据前文论述及历史经验，笔者以为，需要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需具备下述四个条件：其一，大国强国。 国家体量越大、国际交往越密切，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就越强。这里所说的区域国别研究指全方位的区域国别研究，即对世界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国家进行的几乎全覆盖式的研究，而非对一两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比如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需要对世界全域进行研究，只需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大助益的地区和国家进行研究即可，也是物力财力人力所限之故。其二，进取精神。 没有进取精神者无力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比如处于世界巅峰之时的清朝，当政者得意于一时之强盛，沉浸于天朝无所不有之自娱之中，不思进取，没有不进则退的认知，对西方新锐视若不见，听若不闻，不仅不对域外世界进行研究，反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多次拒绝英国的主动接触，直至激发了后者的兽性，动起武来。相反，英国则是当时的后来居上者，工业化的大机器声音响彻英伦三岛上空，货船战舰游弋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可货则货，不可货则战，成就并持续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自然，中华文明没有殖民意识，也不需要这类意识及行为，但当时自我陶醉、自诩天朝的清朝当政者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固步自封行为却是大害，使中华文明丧失了继续前行的机会，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持续100余年的痛苦深渊。其三，忧患意识。 俗话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国家必然不会有国际视野，便也不会进行区域国别研究。还以清朝为例，康乾盛世时期，朝廷和王孙贵胄坐井观天，以为天下大定，太平无事，因而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上享受所有。他们拒绝了解域外世界，拒绝对巨变中的外部世界进行研究。岂不知，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早已奋起直追，工业革命成功，军事力量大增，海外意识超强，虽为“弹丸”之国，却能“心怀全球”，向着太阳“前行”，建了国际型大工厂，建了世界级军队，征服了南亚，瞄准了中国。他们经过考察研究，认识到了清朝的问题所在，得出了“清朝是泥足巨人”的结论，进而实施了野蛮侵略。其恶劣行径虽不为文明世界所齿，但其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确实使其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清朝正与其相反，成为挨打者和失败者。其四，精英及大众的超前意识。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为例，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了无数次谈判和磋商，历经十五六年，最终于2001年获得成功。这说明，我国的精英阶层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具有了解西方世界、融入世界主流经济机制的意识，随后便是研究、谈判，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换来了2001年的加入WTO和2010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假如没有当时对西方世界的深入研究和持续不断的改革勇气，就不会有现在的持续发展势头。可以想见，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正因应了当下的局面。近十年来，教育界一直在试图突破相关学科制壁垒，补足之前缺失的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以便形成全覆盖式的区域国别研究规模，以实践前述提及的相关理念。

中国加入WTO的全过程示意图
图源：www.wto.org

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而言，笔者更愿意做一个比喻，即把一个地区或国家比作一个荷塘，荷塘中有荷花、荷叶、莲藕及水和泥。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评论荷塘中的荷花与荷叶，抑或好看，抑或不好看；也有人会预测秋后的莲藕，或等收获之后评价莲藕的质地；很少有人会提及水和泥。而笔者以为，水和泥最为重要，其上有花和叶，其下有藕，水和泥是它们的根本，是它们成长与否、长势如何、质地优劣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水和泥在不同的地区并不能长出同样质地的花、叶和藕，比如在北京可以培育出质量上乘的花、叶和藕的水和泥在昆明或广州就不可以，这便涉及地理因素。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水和泥，还要研究荷塘所处的地域。由此，笔者认为，面对一个荷塘，我们需要研究的主要是地理因素以及荷塘里的水和泥，这也便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时，地理因素相对容易，比如印度主体在热带地区，其气候类型主要为热带季风气候；乌克兰在温带地区，其气候类型为温带大陆性气候。但除此之外，我们如何判断哪些东西是它的花和叶，哪些东西是它的藕，哪些东西又是它的水和泥呢？比如研究印度，我们经常对我们看到的东西进行评判，即如在现下的疫情期间，印度河流中出现了不少浮尸，国内大众甚至所谓的专家便以此断言，印度社会即将崩溃，印度执政党可能有下台危险。但实际情况是，印度甚至没有人因为疫情肆虐而上街抗议，而印度人是很喜欢上街抗议的。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80%以上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是有神论者，其终极关怀理念是解脱，解脱之前必须经过圣水洗涤灵魂才能升天，所以，其葬仪讲究“入水为安”，入水之前或烧或不烧，普通信众都能接受；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自然不明白不理解印度的相关情况。另外，关于疫情，普通信徒认为这是天灾，甚至是大神对人类行恶的某种惩罚，自然不会归咎于政府。相反，就印度前两年农业方面的法案而言，印度农民认为那是人祸，是政府的错误，因而会进行持续一年多的抗议，甚至封锁首都新德里的部分道路，直至政府最终取消相关法案才肯罢休。再比如印度人喝牛尿、涂牛粪的习俗，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该行为愚昧、落后、迷信、不可理喻，但实际情况仍然与印度宗教信仰有关，即印度教经典中有明确信条，牛堪比大神，牛尿具有消毒杀菌之功效，牛粪具有圣化肉体、净化心灵之功能。不仅如此，具有地理常识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牛粪的主要成分是草，在印度次大陆上其水分很快就会被热浪蒸发掉，进而变成可以作为燃料的牛粪饼，而不会像在中国内地一样腌臜不堪。我国藏民族地区也用干牛粪充当燃料，情况与此类似。牛尿的情况稍有不同，印度商店会有提纯消毒之后的瓶装牛尿售卖，尽管有人仍然使用日常牛尿。2021年11月13日，印度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杰·辛格·乔汉在一次活动中表示，牛的粪便和尿液可以在加强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牛粪和牛尿可以制成一系列重要的东西，包括杀虫剂和药物等。他还声称，用牛粪代替木头作为燃料是火葬场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当我们在嘲笑印度人愚昧落后的时候，印度人也许会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而恼怒，甚至反过来嘲笑我们不信仰宗教和不崇拜神明。通过这类例子，我们似乎能够明白，除地域因素外，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水和泥了，水中浮尸及喝牛尿、涂牛粪都是表象，其后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才是实质。因此，笔者以为，研究印度，首在研究印度的宗教文化，而非一些短时间的表面呈现，尽管这些表面呈现也值得关注和探讨，却不是最重要的。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很多，笔者只强调一种方法，即以田野考察为依托的在地研究方法。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观察法，是古代人使用的研究世界的方法，最为原始，也最为有效。 当然，现代田野研究方法较之古人的观察法已有天壤之别，现在有各种理论支撑，有各种咨询、调研、实践类的实操。不过，不管研究者理论知识多么丰富，也不论其专业基础知识多么扎实，其在地时间长短非常重要。一般而言，田野研究的在地时间应该是持续的，不应短于一个自然年，甚至需要两个自然年或更长时间。 因为，对于研究者而言，在短时间内根本感受不到对象地区或对象国家的很多本质内容，或者在城市里观察不到，或者在农村中发现不了，情况各异，不一而足。以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例，如果研究者只待在印度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就很难体认到种姓歧视问题，甚至根本觉察不到种姓制度的存在。但如果走出校园，进入农村，就会发现，在信众心目中，种姓意识根深蒂固，其日常生活、职业、婚姻、生死等都与种姓身份相关，其中微妙，不参与不可得。即便在城市里，只要时间够长，观察够仔细，研究者也能发现信众有关种姓的奥妙，它表现在政府大楼里，体现在街头巷尾中，政府大楼里看厕所打扫卫生的往往属于不可接触者群体，抑或属于表列种姓，抑或属于表列部落，街头巷尾的卑微低眉者也往往是这类存在。因此，田野不应该观光化，在地不应该表面化，研究者需要进行深耕，需要融入当地，融入其人其民，考察其风俗习惯，观察其喜怒哀乐。否则，田野和在地会成为浪费时间的最好方式。

再说工具，也有很多，笔者也只议论一种工具，即语言。 南非已故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的母语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作为一个以外语为工具的教学研究者，笔者深以为然。仍以印度为例，大多数国人，甚至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通行英语，对，也不对。《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是印度的联邦级官方语言；《印度语言法》规定，英语是印度的联邦级辅助官方语言。 根据印度2011年的人口统计，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口约有5亿多，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数，其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57.1%；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仅有约25万，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数，其使用人口仅占印度总人口的10.6%。根据印度《读者调查》的数据，自2015至2020年，印度发行量最大的20份报纸中，英语报纸只有《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列于其中，为第11位；印地语则有8份，分别为第1-4、第6、第13、第16和第18位。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国内学者和媒体经常有“印度主流媒体某某报云”之类的表述，不实，很值得商榷。在印度，上述数字已然说明问题，而由于印度娱乐产品，特别是宝莱坞电影及其副产品印地语歌舞的风行，绝大多数非印地语地区的人听得懂印地语，可以用印地语进行日常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地语是全体印度人的语言。 可以断言，不懂印地语等印度本土语言，奢谈印度研究。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诸多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即如在非洲，国人一般以为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最为重要，却不知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祖鲁语等的影响；再如，在南亚的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英语还不如在印度普及。所以，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语言绝非可有可无，有和无具有本质区别。


尼赫鲁于1950年签署印度宪法 | 图源：Wikipedia

张骞出使西域，看似堂邑父是翻译，但张骞等人边走边学，他前后被匈奴圈禁11年，其间娶妻生子，不可能不懂当地语言；他与乌孙人、大月氏人进行交流，不可能只靠堂邑父；他在大夏国市场上见到中国的丝绸和竹杖，进而进行深入了解和考察，不可能单靠翻译进行。“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是《史记•大宛列传》对他的介绍和评价，言简意赅。《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也有类似评述，同样简洁明了。如果单靠翻译，“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如何理解？他必定是一个爱好观察和爱好学习之人，说蛮语、懂蛮人，能融入“蛮夷”，能获得“蛮夷”的信任。如果“蛮夷”不信任他，如何相信汉朝并与汉朝交好？也就不会出现乌孙使者随他入长安、乌孙王与西汉女和亲的故事。玄奘也一样，他于印度生活十多年，先是聆听当地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后是自己开坛讲经，与诸多外道婆罗门学者以及小乘僧人辩论，以至获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美誉，并与戒日王和孟加拉王称兄道弟。试想，如果不掌握当地语言，别说讲经说法、争论辩驳，就是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虽然在相关文献中看不到他们学习当地语言的相关记载，但他们精通当地语言、融入当地生活却千真万确。否则，也不会出现张骞对于汉武帝的“臣闻”“以骞度之”等汇报内容以及《大唐西域记》等区域国别研究类成果，更不会出现汉武帝采纳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的建议以及唐太宗、唐高宗等多次遣人西使的咨政类结果。

可以说，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语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前文说过，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地域与领域：前者指的是地理类内容，地理在文明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后者指的是学科类或专业类内容，比如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等。当下，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必不会只研究其某一方面，而会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此处的领域必定是多学科、跨学科乃至交叉学科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说，区域国别学是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是重视基础研究的交叉学科类研究。这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个特征，也是首要特征。

在相关研究中，地域因素往往不受重视，比如我们通常会说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五倍，但我们很少关注中国和印度的消费差异，比如北京和德里，住在北京，人们冬天需要暖气、羽绒服、靴子、帽子等保暖设施和衣物，住在德里则不一样，暖气用不着，毛衣搭配披肩足够保暖。两相对比，开销之差何止五倍。再如，前文比喻中提及的荷塘，德里地区的水和泥可以长出漂亮的荷花、荷叶及莲藕，同样的水和泥在北京地区则长不出同样好质量的荷花、荷叶及莲藕。可以说，忽视了地域因素，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一定会大打折扣。

比起地域，领域更加重要，但文学专业学者往往重视语言文学，历史学专业学者往往重视历史事件，政治学专业学者往往重视外交政策，这都不是完整的区域国别研究。即如前文所说，水和泥比花和叶及莲藕重要，因为水和泥是决定性因素，花、叶、藕由水和泥而成。语言文学、历史事件和外交政策等都重要，可谓某一研究论题的子课题内容，在这中间，真正值得研究的水和泥必定是最基础性的，是综合性的。仍以印度教为例，20世纪的印度独立运动离不开它，21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离不开它，印度政治选举离不开它，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离不开它……循印度教发展历程，印度文学文化、印度历史哲学、印度政治外交等都有迹可查、有源可寻。事实证明，2019年印度发生的几件大事，如全国大选、政府通过总统令废除宪法第370条以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最高法院裁定在阿约提亚原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庙、议会两院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许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三国非穆斯林群体加入印度国籍等诸多历史性事件的原动因都与印度宗教相关，就连影响中印关系的印度因素也包含色彩浓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结。不过，这里的宗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学，它与印度社会、印度政治、印度政党、印度经济等密切相关，研究印度只研究印度宗教自然是不够的，理应同样重视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多学科、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大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否则，研究成果必有偏颇。

印度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游行
图源：Wikipedia

以对象国或对象地区语言为主要工具的田野研究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二个特征，这与研究方法相关。 也就是说，精通当地语言、深耕当地社会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不懂对象国语言，只能借助二手材料，不去对象国田野，融入不了当地社会，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大忌，会使研究成果成为纸上谈兵、口中虚言。

拥有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应该成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三个特征。 前者指知己，后者指知彼。俗话说，观人易、察己难；《吕氏春秋·察今》也云，“故察己则可以知人”。研究域外，不自知是大忌之一，其结果往往有二：抑或自我矮化，妄自菲薄；抑或坐井观天，目中无人。不知彼同样有害，容易导致误解误判，甚至酿成大祸。举例说明，印度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因拜神拥挤而引起的伤亡事件，不少国人往往对此冷嘲热讽，什么信神是无知的表现，什么神仙不灵等。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习惯于我们自己春节返乡路上的拥挤、无助和无奈。岂不知，看到人山人海乃至令人悲悯的回乡状况，印度人也会疑惑，甚至鄙夷不屑。这种时候，国人会说，春节是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大家都要回乡团聚，看望老人、走亲访友，这是传统，是信仰。但我们忘了，我们也没有去理解他们拜神时候的拥挤不堪，而拜神对有神论者和宗教信徒来说是天大的事情。这里牵涉到有神论和无神论、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问题，需要正确对待。笔者一贯以为，两者无所谓对错，都是认识世界和经营人生的方式，我们不应该把有神论和无神论对立，更不应该把宗教和科学对立。 中国传统重视世俗世界，看重世俗生活，绝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现有的几大宗教；知己即是拥有中国视域，懂得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宽容大度。相比较而言，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有神论者，是某一宗教的信仰者；知彼即拥有对方视角，在看待对方、与对方相处、处理与对方相关的事务时以理解包容的态度行事，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便斟酌自己的决策并更好地予以实施。以饮食为例，中国人习惯肉食，待客没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不足以表达情谊，但印度人惯于素食，待客几乎不见荤腥；如此，如果不相互了解，只吃饭一项就会致使双方发生误解乃至冲突。这只是最表面化的例子，中外关系中明显潜在着无数比饮食更为重要的不同和多元，没有中国视域会失去参照对象，没有对方视角会迷失行动方向，都不可取。

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四个特点应该是抱有中国情怀和拥有国际视野。 这理解起来相对简单，中国情怀与爱国相关，全球视野与开放相连。问题是如何爱国，曾几何时，闭关锁国是爱国，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爱国，反对学习外语是爱国；这类爱国实际上是假爱国，更谈不上中国情怀。笔者倒认为，迎难而上、勇于应召出使异域的张骞、“偷渡出境”学习域外文化的玄奘以及毫无个人私欲、一生致力航海的郑和是真爱国。张骞位卑官小，并不知道朝廷要他出使的大月氏在哪里，但他却勇敢地走向沙漠戈壁，其间两次被匈奴抓捕，被迫结婚生子，最终还是伺机脱离看管，回到长安复命。玄奘也一样，他一心想解决中原佛教典籍缺失不全、不利众生的问题，在申请遭到否决后，混入流民群中离开长安，历生死之险，经正邪之验，修成正果；印度国王留，佛教高僧挽，但他执意东归，返回中原，为国效力。郑和是太监，他执行皇命，交好南洋诸国，传布华夏文化，把一生交给了大海，甚至逝于海外，为国家赢得了南洋诸国的敬畏，换来了南海地区长久的和平。张骞、玄奘和郑和的中国情怀和报国之志可歌可泣，历久弥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中国情怀包含全球视野，他们不狭隘，更不排外，他们眼界开阔，虚怀若谷，主动学习对方语言文化，尊重对方，也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同时为国家赢得了敬仰。张骞在域外娶妻有子，玄奘在印度受到供养，且回国存在不测风险，张骞需伺机逃离，玄奘面临高山流沙，如果他们没有中国情怀，他们绝不会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决然回国；果真那样，中原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和稳定西南夷很可能被迫推迟，中国传统佛教的形成也可能会晚上不短时间。郑和的情况稍有不同，但他孤身一人，无家无子，无私无欲，如果没有中国情怀，他不会在晚年依然义无反顾，继续奔向茫茫大洋；果真那样，大明王朝南海地区两百余年的和平可能也会存疑。所以，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并行不悖，似孪生儿，似并列结构的四字词语，分不开、掰不断。也就是说，在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在外田野也罢，在内钻研也行，心怀祖国、眼望全球必须且必要；没有了全球视野的中国情怀可能流于表面，少了中国情怀的全球视野可能迷失家园，二者缺一不可。张骞精神、玄奘精神以及郑和精神是区域国别研究者恒定的学习内容。

当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科技发展快，人类进步快，灾难降临也快，有天灾，也有人祸。从宇航员拍摄的视频看，地球悬在不知深浅的宇宙中，似一叶轻舟茫茫无依，很有随时可能“翻船”的感觉。可以认为，人类已经到了必须相互关照、携手共进的阶段。令人遗憾的是，美西方冷战意识抬头，世界局部地区战火重起；而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诸多有利于人类持续发展的可资实践的理念和倡议，即如前文提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周边国家外交“亲诚惠容”理念、亚洲文明互鉴理念、“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以及中非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冲破并摆脱美西方冷战思维、实施并实践中华理念和倡议的重要措施之一。区域国别研究者应该吸收、消化这些理念和倡议，从我国现实出发，以十八大“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的精神为指导，对域外进行相关综合研究，争取对方与我国共商共建共享。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一带一路”标志 | 图源：Wikipedia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辈张骞、玄奘和郑和等已经进行了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科学实践，陆地或海洋，访问或游学，他们走进西域、南亚、南洋等地区，利用扎实的当地语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既探究具体国别，也考察整个地区，打报告、记笔记、著行记、写专著，以政治服务为动机的也考察文化，以宗教精进为目的的也考察国情；无论出于政治动机还是文化目的，无论在出行之前还是之后与官方顶层建立联系，研究者都没有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唯一追求，但所产生的知识却都于国家战略大有裨益，甚至泽被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命名，既不是单纯的区域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国别研究，而是二者的融会贯通。对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在区域的宏观视野中研究具体的国别，其前提在于，任何国别的行为和状况大多与本区域中其他国别有着某种或明或暗的联系，这是一种联系的情境化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要在扎实的国别研究基础上考察区域，其前提在于，任何区域都不是抽象和悬浮的，而是由域内国别的具体问题构成的，这是一种在地的微观的研究视角。此外，从先辈们的实践看，区域国别研究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完美结合，这在当下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我国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既利己也利他，追求知己知彼，为中外互动添砖加瓦，为文明交流创造条件，以使人类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特约编辑：贾岩）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国别研究近乎奢侈品，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也并非什么时候都需要。 根据前文论述及历史经验，笔者以为，需要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需具备下述四个条件：其一，大国强国。 国家体量越大、国际交往越密切，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就越强。这里所说的区域国别研究指全方位的区域国别研究，即对世界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国家进行的几乎全覆盖式的研究，而非对一两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比如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需要对世界全域进行研究，只需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大助益的地区和国家进行研究即可，也是物力财力人力所限之故。其二，进取精神。 没有进取精神者无力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比如处于世界巅峰之时的清朝，当政者得意于一时之强盛，沉浸于天朝无所不有之自娱之中，不思进取，没有不进则退的认知，对西方新锐视若不见，听若不闻，不仅不对域外世界进行研究，反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多次拒绝英国的主动接触，直至激发了后者的兽性，动起武来。相反，英国则是当时的后来居上者，工业化的大机器声音响彻英伦三岛上空，货船战舰游弋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可货则货，不可货则战，成就并持续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自然，中华文明没有殖民意识，也不需要这类意识及行为，但当时自我陶醉、自诩天朝的清朝当政者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固步自封行为却是大害，使中华文明丧失了继续前行的机会，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持续100余年的痛苦深渊。其三，忧患意识。 俗话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国家必然不会有国际视野，便也不会进行区域国别研究。还以清朝为例，康乾盛世时期，朝廷和王孙贵胄坐井观天，以为天下大定，太平无事，因而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上享受所有。他们拒绝了解域外世界，拒绝对巨变中的外部世界进行研究。岂不知，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早已奋起直追，工业革命成功，军事力量大增，海外意识超强，虽为“弹丸”之国，却能“心怀全球”，向着太阳“前行”，建了国际型大工厂，建了世界级军队，征服了南亚，瞄准了中国。他们经过考察研究，认识到了清朝的问题所在，得出了“清朝是泥足巨人”的结论，进而实施了野蛮侵略。其恶劣行径虽不为文明世界所齿，但其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确实使其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清朝正与其相反，成为挨打者和失败者。其四，精英及大众的超前意识。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为例，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了无数次谈判和磋商，历经十五六年，最终于2001年获得成功。这说明，我国的精英阶层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具有了解西方世界、融入世界主流经济机制的意识，随后便是研究、谈判，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换来了2001年的加入WTO和2010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假如没有当时对西方世界的深入研究和持续不断的改革勇气，就不会有现在的持续发展势头。可以想见，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正因应了当下的局面。近十年来，教育界一直在试图突破相关学科制壁垒，补足之前缺失的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以便形成全覆盖式的区域国别研究规模，以实践前述提及的相关理念。

中国加入WTO的全过程示意图
图源：www.wto.org

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而言，笔者更愿意做一个比喻，即把一个地区或国家比作一个荷塘，荷塘中有荷花、荷叶、莲藕及水和泥。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评论荷塘中的荷花与荷叶，抑或好看，抑或不好看；也有人会预测秋后的莲藕，或等收获之后评价莲藕的质地；很少有人会提及水和泥。而笔者以为，水和泥最为重要，其上有花和叶，其下有藕，水和泥是它们的根本，是它们成长与否、长势如何、质地优劣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水和泥在不同的地区并不能长出同样质地的花、叶和藕，比如在北京可以培育出质量上乘的花、叶和藕的水和泥在昆明或广州就不可以，这便涉及地理因素。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水和泥，还要研究荷塘所处的地域。由此，笔者认为，面对一个荷塘，我们需要研究的主要是地理因素以及荷塘里的水和泥，这也便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时，地理因素相对容易，比如印度主体在热带地区，其气候类型主要为热带季风气候；乌克兰在温带地区，其气候类型为温带大陆性气候。但除此之外，我们如何判断哪些东西是它的花和叶，哪些东西是它的藕，哪些东西又是它的水和泥呢？比如研究印度，我们经常对我们看到的东西进行评判，即如在现下的疫情期间，印度河流中出现了不少浮尸，国内大众甚至所谓的专家便以此断言，印度社会即将崩溃，印度执政党可能有下台危险。但实际情况是，印度甚至没有人因为疫情肆虐而上街抗议，而印度人是很喜欢上街抗议的。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80%以上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是有神论者，其终极关怀理念是解脱，解脱之前必须经过圣水洗涤灵魂才能升天，所以，其葬仪讲究“入水为安”，入水之前或烧或不烧，普通信众都能接受；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自然不明白不理解印度的相关情况。另外，关于疫情，普通信徒认为这是天灾，甚至是大神对人类行恶的某种惩罚，自然不会归咎于政府。相反，就印度前两年农业方面的法案而言，印度农民认为那是人祸，是政府的错误，因而会进行持续一年多的抗议，甚至封锁首都新德里的部分道路，直至政府最终取消相关法案才肯罢休。再比如印度人喝牛尿、涂牛粪的习俗，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该行为愚昧、落后、迷信、不可理喻，但实际情况仍然与印度宗教信仰有关，即印度教经典中有明确信条，牛堪比大神，牛尿具有消毒杀菌之功效，牛粪具有圣化肉体、净化心灵之功能。不仅如此，具有地理常识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牛粪的主要成分是草，在印度次大陆上其水分很快就会被热浪蒸发掉，进而变成可以作为燃料的牛粪饼，而不会像在中国内地一样腌臜不堪。我国藏民族地区也用干牛粪充当燃料，情况与此类似。牛尿的情况稍有不同，印度商店会有提纯消毒之后的瓶装牛尿售卖，尽管有人仍然使用日常牛尿。2021年11月13日，印度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杰·辛格·乔汉在一次活动中表示，牛的粪便和尿液可以在加强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牛粪和牛尿可以制成一系列重要的东西，包括杀虫剂和药物等。他还声称，用牛粪代替木头作为燃料是火葬场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当我们在嘲笑印度人愚昧落后的时候，印度人也许会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而恼怒，甚至反过来嘲笑我们不信仰宗教和不崇拜神明。通过这类例子，我们似乎能够明白，除地域因素外，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水和泥了，水中浮尸及喝牛尿、涂牛粪都是表象，其后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才是实质。因此，笔者以为，研究印度，首在研究印度的宗教文化，而非一些短时间的表面呈现，尽管这些表面呈现也值得关注和探讨，却不是最重要的。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很多，笔者只强调一种方法，即以田野考察为依托的在地研究方法。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观察法，是古代人使用的研究世界的方法，最为原始，也最为有效。 当然，现代田野研究方法较之古人的观察法已有天壤之别，现在有各种理论支撑，有各种咨询、调研、实践类的实操。不过，不管研究者理论知识多么丰富，也不论其专业基础知识多么扎实，其在地时间长短非常重要。一般而言，田野研究的在地时间应该是持续的，不应短于一个自然年，甚至需要两个自然年或更长时间。 因为，对于研究者而言，在短时间内根本感受不到对象地区或对象国家的很多本质内容，或者在城市里观察不到，或者在农村中发现不了，情况各异，不一而足。以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例，如果研究者只待在印度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就很难体认到种姓歧视问题，甚至根本觉察不到种姓制度的存在。但如果走出校园，进入农村，就会发现，在信众心目中，种姓意识根深蒂固，其日常生活、职业、婚姻、生死等都与种姓身份相关，其中微妙，不参与不可得。即便在城市里，只要时间够长，观察够仔细，研究者也能发现信众有关种姓的奥妙，它表现在政府大楼里，体现在街头巷尾中，政府大楼里看厕所打扫卫生的往往属于不可接触者群体，抑或属于表列种姓，抑或属于表列部落，街头巷尾的卑微低眉者也往往是这类存在。因此，田野不应该观光化，在地不应该表面化，研究者需要进行深耕，需要融入当地，融入其人其民，考察其风俗习惯，观察其喜怒哀乐。否则，田野和在地会成为浪费时间的最好方式。

再说工具，也有很多，笔者也只议论一种工具，即语言。 南非已故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的母语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作为一个以外语为工具的教学研究者，笔者深以为然。仍以印度为例，大多数国人，甚至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通行英语，对，也不对。《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是印度的联邦级官方语言；《印度语言法》规定，英语是印度的联邦级辅助官方语言。 根据印度2011年的人口统计，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口约有5亿多，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数，其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57.1%；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仅有约25万，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数，其使用人口仅占印度总人口的10.6%。根据印度《读者调查》的数据，自2015至2020年，印度发行量最大的20份报纸中，英语报纸只有《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列于其中，为第11位；印地语则有8份，分别为第1-4、第6、第13、第16和第18位。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国内学者和媒体经常有“印度主流媒体某某报云”之类的表述，不实，很值得商榷。在印度，上述数字已然说明问题，而由于印度娱乐产品，特别是宝莱坞电影及其副产品印地语歌舞的风行，绝大多数非印地语地区的人听得懂印地语，可以用印地语进行日常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地语是全体印度人的语言。 可以断言，不懂印地语等印度本土语言，奢谈印度研究。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诸多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即如在非洲，国人一般以为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最为重要，却不知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祖鲁语等的影响；再如，在南亚的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英语还不如在印度普及。所以，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语言绝非可有可无，有和无具有本质区别。


尼赫鲁于1950年签署印度宪法 | 图源：Wikipedia

张骞出使西域，看似堂邑父是翻译，但张骞等人边走边学，他前后被匈奴圈禁11年，其间娶妻生子，不可能不懂当地语言；他与乌孙人、大月氏人进行交流，不可能只靠堂邑父；他在大夏国市场上见到中国的丝绸和竹杖，进而进行深入了解和考察，不可能单靠翻译进行。“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是《史记•大宛列传》对他的介绍和评价，言简意赅。《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也有类似评述，同样简洁明了。如果单靠翻译，“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如何理解？他必定是一个爱好观察和爱好学习之人，说蛮语、懂蛮人，能融入“蛮夷”，能获得“蛮夷”的信任。如果“蛮夷”不信任他，如何相信汉朝并与汉朝交好？也就不会出现乌孙使者随他入长安、乌孙王与西汉女和亲的故事。玄奘也一样，他于印度生活十多年，先是聆听当地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后是自己开坛讲经，与诸多外道婆罗门学者以及小乘僧人辩论，以至获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美誉，并与戒日王和孟加拉王称兄道弟。试想，如果不掌握当地语言，别说讲经说法、争论辩驳，就是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虽然在相关文献中看不到他们学习当地语言的相关记载，但他们精通当地语言、融入当地生活却千真万确。否则，也不会出现张骞对于汉武帝的“臣闻”“以骞度之”等汇报内容以及《大唐西域记》等区域国别研究类成果，更不会出现汉武帝采纳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的建议以及唐太宗、唐高宗等多次遣人西使的咨政类结果。

可以说，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语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前文说过，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地域与领域：前者指的是地理类内容，地理在文明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后者指的是学科类或专业类内容，比如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等。当下，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必不会只研究其某一方面，而会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此处的领域必定是多学科、跨学科乃至交叉学科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说，区域国别学是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是重视基础研究的交叉学科类研究。这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个特征，也是首要特征。

在相关研究中，地域因素往往不受重视，比如我们通常会说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五倍，但我们很少关注中国和印度的消费差异，比如北京和德里，住在北京，人们冬天需要暖气、羽绒服、靴子、帽子等保暖设施和衣物，住在德里则不一样，暖气用不着，毛衣搭配披肩足够保暖。两相对比，开销之差何止五倍。再如，前文比喻中提及的荷塘，德里地区的水和泥可以长出漂亮的荷花、荷叶及莲藕，同样的水和泥在北京地区则长不出同样好质量的荷花、荷叶及莲藕。可以说，忽视了地域因素，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一定会大打折扣。

比起地域，领域更加重要，但文学专业学者往往重视语言文学，历史学专业学者往往重视历史事件，政治学专业学者往往重视外交政策，这都不是完整的区域国别研究。即如前文所说，水和泥比花和叶及莲藕重要，因为水和泥是决定性因素，花、叶、藕由水和泥而成。语言文学、历史事件和外交政策等都重要，可谓某一研究论题的子课题内容，在这中间，真正值得研究的水和泥必定是最基础性的，是综合性的。仍以印度教为例，20世纪的印度独立运动离不开它，21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离不开它，印度政治选举离不开它，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离不开它……循印度教发展历程，印度文学文化、印度历史哲学、印度政治外交等都有迹可查、有源可寻。事实证明，2019年印度发生的几件大事，如全国大选、政府通过总统令废除宪法第370条以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最高法院裁定在阿约提亚原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庙、议会两院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许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三国非穆斯林群体加入印度国籍等诸多历史性事件的原动因都与印度宗教相关，就连影响中印关系的印度因素也包含色彩浓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结。不过，这里的宗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学，它与印度社会、印度政治、印度政党、印度经济等密切相关，研究印度只研究印度宗教自然是不够的，理应同样重视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多学科、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大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否则，研究成果必有偏颇。

印度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游行
图源：Wikipedia

以对象国或对象地区语言为主要工具的田野研究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二个特征，这与研究方法相关。 也就是说，精通当地语言、深耕当地社会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不懂对象国语言，只能借助二手材料，不去对象国田野，融入不了当地社会，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大忌，会使研究成果成为纸上谈兵、口中虚言。

拥有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应该成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三个特征。 前者指知己，后者指知彼。俗话说，观人易、察己难；《吕氏春秋·察今》也云，“故察己则可以知人”。研究域外，不自知是大忌之一，其结果往往有二：抑或自我矮化，妄自菲薄；抑或坐井观天，目中无人。不知彼同样有害，容易导致误解误判，甚至酿成大祸。举例说明，印度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因拜神拥挤而引起的伤亡事件，不少国人往往对此冷嘲热讽，什么信神是无知的表现，什么神仙不灵等。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习惯于我们自己春节返乡路上的拥挤、无助和无奈。岂不知，看到人山人海乃至令人悲悯的回乡状况，印度人也会疑惑，甚至鄙夷不屑。这种时候，国人会说，春节是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大家都要回乡团聚，看望老人、走亲访友，这是传统，是信仰。但我们忘了，我们也没有去理解他们拜神时候的拥挤不堪，而拜神对有神论者和宗教信徒来说是天大的事情。这里牵涉到有神论和无神论、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问题，需要正确对待。笔者一贯以为，两者无所谓对错，都是认识世界和经营人生的方式，我们不应该把有神论和无神论对立，更不应该把宗教和科学对立。 中国传统重视世俗世界，看重世俗生活，绝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现有的几大宗教；知己即是拥有中国视域，懂得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宽容大度。相比较而言，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有神论者，是某一宗教的信仰者；知彼即拥有对方视角，在看待对方、与对方相处、处理与对方相关的事务时以理解包容的态度行事，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便斟酌自己的决策并更好地予以实施。以饮食为例，中国人习惯肉食，待客没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不足以表达情谊，但印度人惯于素食，待客几乎不见荤腥；如此，如果不相互了解，只吃饭一项就会致使双方发生误解乃至冲突。这只是最表面化的例子，中外关系中明显潜在着无数比饮食更为重要的不同和多元，没有中国视域会失去参照对象，没有对方视角会迷失行动方向，都不可取。

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第四个特点应该是抱有中国情怀和拥有国际视野。 这理解起来相对简单，中国情怀与爱国相关，全球视野与开放相连。问题是如何爱国，曾几何时，闭关锁国是爱国，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爱国，反对学习外语是爱国；这类爱国实际上是假爱国，更谈不上中国情怀。笔者倒认为，迎难而上、勇于应召出使异域的张骞、“偷渡出境”学习域外文化的玄奘以及毫无个人私欲、一生致力航海的郑和是真爱国。张骞位卑官小，并不知道朝廷要他出使的大月氏在哪里，但他却勇敢地走向沙漠戈壁，其间两次被匈奴抓捕，被迫结婚生子，最终还是伺机脱离看管，回到长安复命。玄奘也一样，他一心想解决中原佛教典籍缺失不全、不利众生的问题，在申请遭到否决后，混入流民群中离开长安，历生死之险，经正邪之验，修成正果；印度国王留，佛教高僧挽，但他执意东归，返回中原，为国效力。郑和是太监，他执行皇命，交好南洋诸国，传布华夏文化，把一生交给了大海，甚至逝于海外，为国家赢得了南洋诸国的敬畏，换来了南海地区长久的和平。张骞、玄奘和郑和的中国情怀和报国之志可歌可泣，历久弥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中国情怀包含全球视野，他们不狭隘，更不排外，他们眼界开阔，虚怀若谷，主动学习对方语言文化，尊重对方，也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同时为国家赢得了敬仰。张骞在域外娶妻有子，玄奘在印度受到供养，且回国存在不测风险，张骞需伺机逃离，玄奘面临高山流沙，如果他们没有中国情怀，他们绝不会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决然回国；果真那样，中原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和稳定西南夷很可能被迫推迟，中国传统佛教的形成也可能会晚上不短时间。郑和的情况稍有不同，但他孤身一人，无家无子，无私无欲，如果没有中国情怀，他不会在晚年依然义无反顾，继续奔向茫茫大洋；果真那样，大明王朝南海地区两百余年的和平可能也会存疑。所以，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并行不悖，似孪生儿，似并列结构的四字词语，分不开、掰不断。也就是说，在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在外田野也罢，在内钻研也行，心怀祖国、眼望全球必须且必要；没有了全球视野的中国情怀可能流于表面，少了中国情怀的全球视野可能迷失家园，二者缺一不可。张骞精神、玄奘精神以及郑和精神是区域国别研究者恒定的学习内容。

当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科技发展快，人类进步快，灾难降临也快，有天灾，也有人祸。从宇航员拍摄的视频看，地球悬在不知深浅的宇宙中，似一叶轻舟茫茫无依，很有随时可能“翻船”的感觉。可以认为，人类已经到了必须相互关照、携手共进的阶段。令人遗憾的是，美西方冷战意识抬头，世界局部地区战火重起；而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诸多有利于人类持续发展的可资实践的理念和倡议，即如前文提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周边国家外交“亲诚惠容”理念、亚洲文明互鉴理念、“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以及中非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冲破并摆脱美西方冷战思维、实施并实践中华理念和倡议的重要措施之一。区域国别研究者应该吸收、消化这些理念和倡议，从我国现实出发，以十八大“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的精神为指导，对域外进行相关综合研究，争取对方与我国共商共建共享。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一带一路”标志 | 图源：Wikipedia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辈张骞、玄奘和郑和等已经进行了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科学实践，陆地或海洋，访问或游学，他们走进西域、南亚、南洋等地区，利用扎实的当地语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既探究具体国别，也考察整个地区，打报告、记笔记、著行记、写专著，以政治服务为动机的也考察文化，以宗教精进为目的的也考察国情；无论出于政治动机还是文化目的，无论在出行之前还是之后与官方顶层建立联系，研究者都没有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唯一追求，但所产生的知识却都于国家战略大有裨益，甚至泽被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命名，既不是单纯的区域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国别研究，而是二者的融会贯通。对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在区域的宏观视野中研究具体的国别，其前提在于，任何国别的行为和状况大多与本区域中其他国别有着某种或明或暗的联系，这是一种联系的情境化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要在扎实的国别研究基础上考察区域，其前提在于，任何区域都不是抽象和悬浮的，而是由域内国别的具体问题构成的，这是一种在地的微观的研究视角。此外，从先辈们的实践看，区域国别研究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完美结合，这在当下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我国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既利己也利他，追求知己知彼，为中外互动添砖加瓦，为文明交流创造条件，以使人类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特约编辑：贾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