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不确。其实，我国古代先辈就进行过相当成功的区域国别研究。比如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西域、唐朝时期玄奘的西天取经以及明朝时期郑和的七下西洋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范例，值得大书特书。

笔者在《顶层设计之于中印文化交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比较详细的论述。西汉初年，北方的匈奴部落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北方最强盛的游牧势力，是朝廷的最大威胁之一。他们经常进犯，有时甚至会迫近长安抢掠。由于国新力弱，西汉朝廷不得不忍气吞声，被迫“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汉书•匈奴传》）。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已历六帝，经过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硬实力空前雄厚，呈现一片富庶景象:“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于是，汉武帝决心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威胁，开始谋划抗击匈奴之策。“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史记•大宛列传》）。武帝计出，决定联合大月氏，结成东西抗匈联盟。“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史记•大宛列传》）。好的决策需要优秀的执行者，郎职小官张骞应召，成为帝国高层决策的积极实施者，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成为凿空西域之人。“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史料记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始于公元前139年，他带着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获，受控10年之后才有机会逃出并继续出使行程。他先到大宛，经康居，至大月氏。然而，其时大月氏已经成为大夏的主人，无意再东向与匈奴人为敌，张骞一行只得回转；无奈途中又被匈奴人抓住，受制一年多之后才脱离控制，于公元前126年抵达长安复命。可惜去时100余人，此时只剩他和堂邑父二人。第二次出使规模更大，使团300人有余，也更为顺利，因为其时西汉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张骞率团再次踏上出使之路，他亲至乌孙，另遣副使去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身毒等国。此次目的虽有游说乌孙共击匈奴之意，但交友和了解情况也是重要目的。果然，乌孙婉拒东返抗匈，却派几十人与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公元前115年），与西汉交好。此后，汉朝多次遣使，路径也不唯北道一路。西汉使者还到过更远的安息（波斯）、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

张骞雕像 | 图源：Wikipedia

凿空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张骞第一次出使就对西域诸国/部落多有了解，对葱岭以西之地乃至与之毗连的南亚地区也进行了某种思考类的推测：“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在大夏市场上看到邛竹杖和蜀布，经过与大夏国人的问答，张骞得出结论，中国西南有大国印度，并由此深入分析，下次再出使大夏，可以改走西南道，以免受匈奴人和羌人滋扰。“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有雄才大略，他从张骞的汇报中嗅到了诸多利好，产生了与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交往通商的愿望，并积极实施，其后，西汉朝廷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并“复事西南夷”。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48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都是汉朝的官员。“西南夷”即今西南川渝滇之地。由此，华夏版图初步定型。

凿空西域另有副产品，即海上丝绸之路。张骞在确认丝绸之路北道、建议开辟西南道的同时，还使西汉朝廷意识到有海路可以抵达南亚、西亚诸国。朝廷派员跟进，确认了他的推测。于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的海上往来自汉代始便持续不断。想来，如果没有西汉高层的出使西域决策，如果没有张骞这样的聪慧实施者，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许要晚出很多年，这其中，张骞的相关调研或者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说，玄奘之西天取经是偷渡出境。但他的偷渡行为产生了泽被后世的影响。唐朝初年，中外关系并不密切。玄奘于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过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印度王舍城，进入当时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大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因明论》《声明论》等论典，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学梵书《声明记论》等。不久便有大成，受到当地人的普遍认可。接着，他遍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之后，他又回到那烂陀寺，主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并与诸多左见者进行辩论，于大乘界获“大乘天”、于小乘界获“解脱天”的美誉。不过，在取得成就获得名声的同时，他不忘初心，更没有忘记祖国，婉拒印方挽留之后踏上了回归的路程，于公元645年抵达长安。其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初见成效，唐朝走在国富民强的正道上。太宗不仅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行”，反而对他大加褒扬，给予他很高礼遇。实际上，太宗其时“有求于他”，希望借助他了解域外之事并实施友外之策。他受命著书，介绍域外情况，《大唐西域记》由此出。“以绝伦之德，属会昌之期，杖锡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川陆绵长，备尝艰险。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这段话出自《大唐西域记》“序二”，作序者把玄奘之行与张骞“凿空西域”和法显西天取经相比，认为张骞西域出使行路不远，断言法显印度之行见识不多。这从另一侧面表明，玄奘对域外的了解和研究更广、更深。“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这句话出自《大唐西域记》“序一”，说明玄奘先后到过110个国家，听说过28个国家，这些在《大唐西域记》中都有详记。该书由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记录，记载了玄奘西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西域及南亚各国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筑、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医疗和音乐舞蹈等均有记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反映了西域和南亚的风土民俗，是研究我国西域地区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为各国学者所重视。

《玄奘西行图》中的玄奘像 | 图源：Wikipedia

当然，玄奘只是代表，他之前的朱士行、法显以及之后的义净等都是某方面的开创者。朱士行是内地第一位受具足戒的和尚，也是第一位去西域（我国新疆地区）取经之人。 法显是第一个成功到印度取经之人，他陆路去海路回，他写的《佛国记》对中亚、南亚、南洋约30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也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南亚、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义净是玄奘之后的又一位成功取经之人，玄奘是陆路去陆路回，他是海路去海路回，他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两部著作详细记载了印度及南海诸国僧人的生活、风俗、习惯等，是了解彼时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资料。

有赖于玄奘、义净等人的介绍，唐王朝与域外诸国取得了联系，王玄策一个人就先后出使印度三次，第一次还奉旨请来了印度的制糖工匠，帮助中国提升了制糖术；第三次出使之后还写就了《中天竺国行记》，内容涉及宗教、地理、政法、艺术和民俗等方面，很有文献价值。同样，在这些人的感召下，本就有国际化意识的印度佛教僧人，不远万里，翻山越岭，乘舟渡洋，来到中国内地，与中国高僧大德一起成就了汉传佛教。也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盛唐现世，长安成为世界的中心大都市之一，成为诸多外国人往来聚集之地，中外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唐朝与当时的诸多国家都有来往，官方民间并举；二者世界各国文化如宗教、音乐、舞蹈及雕刻、绘画等于长安荟聚，并于中国生根发芽，乃至发展繁荣。

郑和下西洋也是古代中国的壮举之一，是我国官方与海外主动交流的重大事件。 这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在七次航行中，郑和船队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等地。这一壮举虽伴有极少数武力事件，但总体和平，开拓了海外贸易，加深了我国与南洋诸国的沟通、交往和理解，丰富了我国对海外的系统知识，相关著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介绍了船队途径诸国的情况。值得一提的事，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海图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示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该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范围广，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这类文献，自然是区域国别研究之成果，是时人和后人了解广义之南洋（包括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国、诸部落的最好“向导”。相较于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血与火”的野蛮征服，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与沿途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相对友好的关系；在促进中国与西洋诸国的友好交往，将中华文化传之四方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形象在西洋诸国深入人心。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讲中国故事”。 对这一壮举，有很多评价。梁启超说，“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翦伯赞认为，“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很多国家都在和他的接触之后派使者来中国贸易。郑和下西洋也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郑和的历史功绩是不能磨灭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也持近乎一致的观点：“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通史》）


明代封舟图 | 图源：Wikipedia

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张骞的汇报，还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抑或是郑和的《航海图》以及其他诸多文献，都是当时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当朝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对当世乃至后世都有积极影响。